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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我在新加坡和艾莉森一起出席一個對話會，我們有機會討論，我認為中美若成為敵人，整個世界的命運都會改變。他對此完全認同，但對中美可能因臺灣或南海問題爆發戰爭的前景感到擔憂，認為若此，那將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書級案例。也是在那次對話會上，艾莉森在演講中說，當今時代對美國來說，最優先的地緣戰略挑戰不是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也不是冒進的俄羅斯，而是中國快速崛起帶來的影響，而對中美關系內在的風險的低估增加了這一風險爆發的可能性。

我在發言中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經濟全球化、國際制度的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懾對戰爭的抑制作用決定了當今世界已非一戰、二戰和冷戰時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達在愛琴海爭奪海權時那個孤立的小世界，難以簡單化地談論“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會復制。需要考慮的是，在現代文明水平上，應如何更加智慧地處置國際關系中那些能引發大國矛盾、激化大國競爭和誘發大國沖突的更加復雜的因素。

如今，關于大國安全困境的焦點集中在中美身上。無論理論體系和預測模式有何不同，中美兩國未來如何塑造彼此關系被公認為將界定21世紀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講時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奧巴馬總統其后在華盛頓與習主席的會晤中回應說，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尤其是美中之間更要盡量避免沖突，相信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中國是成長中的大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美國則宣稱要“繼續領導世界百年”，與中國的矛盾是多重的。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都夸大和渲染中美經貿領域的利益沖突，但畢竟兩國利益深度交融，在現實生活中這方面的矛盾應是可控的。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排斥使雙方分歧難以化解，但中國已強大到外力難以撼動其政權和制度，雙方可以避免挑戰彼此。目前比較突出的是在戰略安全層面上雙方信任赤字擴大，相互誤判的風險上升，雙方需要認真對待和坦誠探討，爭取構建起防范機制，防止滑向對抗和沖突。

美國一個揮之不去的擔憂是中國要與之爭奪秩序主導權。問題是中美對世界/國際秩序的認識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體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國試圖維護的是“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價值觀、軍事同盟體系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機制共同支撐。但中國至少在兩個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對中國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壓制的；二是美國領導的集體防務安排并不涵蓋中國安全利益，且與中國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轅北轍。中國認同的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是其創建者之一，也是其獲益者和貢獻者。中美秩序觀并非完全對立，對世界總體和平與發展的需求和對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的需求是雙方的交疊面。長遠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國為爭奪秩序主導權而直接對撞的歷史，就需要在共識基礎上最終搭建一個能見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頂。

世界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利益的多元化和格局調整，對中美引領變革提出要求。兩國可以從共同利益最多的經濟、金融等領域入手，通過推動全球治理等，帶動國際協調與合作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冷戰后以資本、技術和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席卷世界各個角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曾主導和推動了全球化的快速擴張，新興國家不僅從中獲準，而且以自身的增長反哺了全球經濟成長。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人類財富的增加，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從中獲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監控缺失等，廣受詬病，助長了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

可以認為這一輪全球化是現代意義上的“1.0版”，處于初級階段且缺乏管理。一段時間以來，逆全球化和逆區域化的趨勢有較多表現，例如東亞一體化進程受到國家間矛盾的困擾，勢頭減緩；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缺乏包容性引發質疑；英國脫歐也給歐洲一體化帶來挑戰。從趨勢上看，世界不可能從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須摒棄，向全球化“2.0版”的升級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礪引領，追求共贏而不是單贏，這樣方能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努力。

對于中國而言，讓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圖更加緊迫。與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相比，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就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是一種“壓縮型”的成長，但思維的進步和話語的更新難以簡化或壓縮。我們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維，構建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更有效的行為方式和話語系統，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認識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贏為目標的外交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