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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誰該為產婦的死亡負責？

這些年來，醫療環境嚴重惡化，醫患對立極為嚴重。一旦出現醫療糾紛，無論是患者家屬，還是社會輿論，都首先推定為醫院存在惡意和過錯。這當然足夠悲哀了。

但更悲哀的是本案這種情況。醫院怎么做，都是錯的。

如果醫院按照產婦意愿，進行了剖宮產手術，本身就是明確的違法醫療行為。而且，一旦手術過程中出現任何安全風險，患者家屬將有充分理由要求追究醫院和醫生的民事責任。一場激烈的“醫鬧”完全可以預見。

如果醫院抱著行政法規條文不撒手，本案中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醫院還是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所謂“見死不救”四個字，還是逃不掉。

那么，本次事件中真正的責任人是誰呢？絕不是醫院。

首要責任人是其丈夫延某。依照法律規定以及患者本人的授權委托，他應當充分考慮患者意愿和切身利益，結合醫生建議，及時作出正確決定。但出于某些不為人知的考慮，他先前明確反對剖宮產手術，對產婦本人的強烈訴求置之不理。這種對產婦痛苦的漠視，放大了產婦可能存在的孕期焦慮，直接導致了其自殺行為的發生。

榆林產婦丈夫在接收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后來是同意剖腹產的

其后應該負責的，是《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這部行政法規沒有對患者本人和家屬意見不一致的情況進行明確規定，存在立法漏洞，客觀上束縛了醫療機構的治療行為，為2007年的肖志軍案件和本案悲劇的發生留下了隱患。公周認為，對《醫療機構管理條例》應進行及時修訂，在原有條文基礎上增加一條：“患者病情危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但患者本人與家屬對診療方案觀點不一致的，醫療機構應進行必要說服解釋工作，確實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醫療機構應根據病情作出診療決定，經上級部門或本機構負責人批準后實施。”

再后應該負責的，是糟糕的醫患關系和醫療環境。如果醫患之間之間存在更多信任，患者家屬對醫生專業技能抱有更多敬畏和尊重，死者丈夫延某某或許就會接受醫生的建議；如果“醫鬧”事件不是今天這樣猖獗，醫院或許更有勇氣打破存在漏洞的法律規定，按照產婦個人意愿實施最佳治療方案。

最后應該負責的，是我國傳統的家庭倫理和生育觀念。如果我們充分尊重生命個體的獨立性，不給生育子女賦予太多的家族意義，中國的產婦會更加從容、快樂地孕育新生命，所謂孕期和產后抑郁或許就會更少出現。遇到所謂“保大保小”問題時，人們也會做出更加理性的選擇，像死者丈夫延某肚子里隱藏的、說不出口的顧慮，也根本不會發生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從法律上講，產婦墜樓屬于診療過程中的“意外事件”（原因前面講過，實際上產婦墜樓是個人情緒失控導致的自殺行為，并非醫院、醫生或家屬的故意加害或主觀過錯）。上述各方包括醫院和醫護人員，都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要做的，是盡快修改《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大力改善醫患關系，形成尊重個體權利的現代家庭觀念，盡快改變落后的生育理念。只有這樣，悲劇才可能徹底終結。

（本文原發于微信公眾號“公眼觀察”，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