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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我個人的理解是，現在人民幣股市或者其他資產的價格，相對全世界的水平仍處于洼地，因此它對于外資比較有吸引力。現在SDR的籃子里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將美元權重由41.73%上調至43.38%，同時將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至29.31%、7.59%和7.44%，人民幣權重仍保持第三位。能否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力還是很大？

管濤：很多人拿SDR籃子貨幣的權重來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力，我認為這是不對的。SDR里有五個籃子貨幣，從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來看，只有美元的權重超過了它在SDR的權重，其他四種貨幣包括人民幣在內都沒有超過，所以不存在SDR占10%以上，那么全球持有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增長均在10%以上的情況，實際數值無論低于或者高于這個數值都不奇怪。人民幣的股票債券納入全球指數后，一些被動型的基金是要跟蹤那個指數進行配置的，這跟SDR的情況是不同的。

剛才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人民幣有沒有配置價值？首先，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體，現在全球對于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配置是低配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境外持有人民幣的規模和份額上升應該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同時也要認識到，不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債券市場，我們國家跟國際上的成熟市場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至于你講到的投資價值，中國股市的市盈率跟自己比，目前處于低位，但是在國際市場上來看我們也不便宜，特別是我們金融市場的很多制度安排，跟國際市場不太一樣。所以，下一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推動我們國家制度型對外開放，向國際的經貿規則接軌，特別是跟最高規則接軌，推動境內金融市場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觀察者網：您認為人民幣是否追求成為美元那樣的“中心貨幣”？我們追求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愿景是怎樣的？

管濤：我覺得我們的國際貨幣改革的愿景應該是多極化，要減輕對單一貨幣的過度依賴。現在的美元無論是從計價結算、價值儲藏，還是外匯交易等等各方面的指標來看，權重都是偏高的，遠超過了它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份額。這樣來看，我們對單一貨幣的依賴是過重了。而且，我們現在明顯地看到，現行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所謂的“特里芬難題”，即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同時兼顧對內對外均衡目標。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以國內的目標為優先，這其實沒有什么值得質疑或譴責的。但是，我們很明顯地看到，無論是在國際計價結算還是投融資中，美元的占比都很高，這導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論是進還是退，它都有著強大的溢出影響，其他非美國家都深受其害。

不單是那些脆弱的新興市場受到了嚴重的沖擊，甚至一些發達經濟體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比方說歐央行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歐央行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還表示，由于經濟復蘇不充分，貨幣政策要持續寬松。但是迫于通脹的壓力，加上美元升值、歐元走弱的壓力，首次加息就是50個基點，一舉走出了實施八年之久的負利率時代。當時，在7月份議息會議之后，歐央行行長拉加德解釋首次就加息50個基點的原因時指出，歐元貶值疊加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加大了歐元區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是一個重要考慮。

所以，不單是新興市場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發達經濟體受害也不淺。不論匯率固定還是浮動，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均面臨貨幣政策難以完全獨立的“二元悖論”。所以，大家都想改變目前的狀況。

但是，國際貨幣體系確實存在所謂的網絡效應和路徑依賴。這就是一種寡頭壟斷。理論上，所有的貨幣都可以作為國際化貨幣。但是，如果所有的貨幣都是國際化貨幣，必然會大大增加跨境交易成本，那就沒有意義了。如果國際化貨幣最終歸為少數幾種貨幣，這些作為寡頭壟斷，大家集中使用，就會形成規模效應，然后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能某一種貨幣扮演中心貨幣的角色，發揮更主要的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用得越多，流動性就越好，交易成本就越低。這對后起的國際化貨幣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美元成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貨幣，也不完全是因為其經濟實力，這是綜合國力等各方面因素影響的結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其他經濟體的綜合國力能夠達到美國那樣的程度。實際上，2015年人民幣首次加入SDR，當時10.92%的權重主要不是從美元來的，而是從歐元來的。這次重估，又是歐元損失了份額，同時不單是人民幣的權重提高了1.36個百分點，美元的權重也提高了1.65個百分點。可見，過去七年，美元的國際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這也沒什么奇怪的，畢竟經濟強貨幣就強。美國在疫情之前是經歷了戰后最長的經濟景氣，而歐洲、日本是正在經歷長期經濟停滯。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在全球經濟復蘇過程中，是發達經濟體領先新興市場。而在發達經濟體內部，美國又是領先其他經濟體。所以，這也是沒有辦法的，經濟強貨幣就強。

觀察者網：您剛才談到多極化，然后一些貨幣組成寡頭貨幣，或者說是多極的貨幣集團，要實現去中心化，不存在一個中心貨幣。這樣的愿景是可行的嗎？是可能存在的嗎？

管濤：國際貨幣體系的多極化應該是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現實選擇。國際貨幣體系是分層次是，第一個層次是中心貨幣，目前只有美元；第二個層次是次中心貨幣，包括歐元、英鎊、日元、瑞郎等等；第三個層次是外圍貨幣，主要是一些不可兌換或者非國際化的貨幣。

目前，作為次中心貨幣發行體的歐洲和日本等都有自己的問題。比如，歐元區貨幣雖然統一了，但財政沒統一。如果這次稍有不慎的話，有可能歐債危機會卷土重來。屆時，歐元面臨的就不單單是漲跌的問題了，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最后有可能變成兩個歐元區。再如，英國脫歐對英鎊也帶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前一陣子英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相矛盾就造成英鎊的崩盤。日本則是面臨長期經濟停滯。而其他的主要經濟體，不論是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還是瑞士，他們經濟體量太小了，扮演不了這個角色。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人民幣在資本項下還沒有完全可兌換。流動性的話，除了本身金融市場要有一定深度和廣度外，還需要資本自由流動，做到資金進出自由。這方面，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出制度上的承諾。包括人民幣匯率，我們還是堅持有管理的浮動，盡管我們已經退出了常態干預，恪守匯率政策中性，但是我們還不敢在制度上做出自由浮動或者不干預是原則、干預是例外的承諾。所以對大家來講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資本賬戶開放，我們還是按照正面清單的方式，但實際上國際最高標準是負面清單，說明了什么不能做，那剩下的都是可以做的。前些年易綱行長曾經說過，我們現在金融服務業開放已經是負面清單清零了，但是跟外資一了解，發現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還是有很多行政許可，有很多障礙。

對于中國來講比較現實的選擇是人民幣國際化盡可能地按照市場驅動、企業自主選擇的原則，相關部門不斷健全制度環境、基礎設施，為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創造好的條件。現在可行的目標是，我們要從外圍貨幣爬升到次中心貨幣。  

觀察者網：您認為人民幣的數字貨幣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會發揮怎樣的作用？

管濤：我認為數字人民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補充，但不是替代。實際上數字貨幣原來并不是叫央行數字貨幣，不是現在說的這個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而是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我覺得關鍵在于跨境收付的支付清算系統是否能夠多元化。我們需要創造electronic payment（電子支付）的跨境，而不是digital currency（數字貨幣）的跨境。然后,央行的數字貨幣實際上是不能充分發揮貨幣的全部功能的，作為計價結算、價值尺度沒有問題，數字貨幣跟正常人民幣是等價的，央行數字貨幣的一塊錢跟銀行里一塊錢是等值的，不會有根本的差別。

但是一旦要做到支付，還有投融資、價值儲藏，我覺得可能央行的數字貨幣在這方面的功能是有缺陷的，它是不能夠充分發揮這方面的功能的。比方說銀行做跨境業務有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KYC（KYC即“Know Your Customer”，意思是充分了解客戶，對賬戶持有人的強化審查，了解資金來源合法性）以及提供貿易融資，而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還做不到這些。

所以數字貨幣應該是補充而不是替代。我覺得更關鍵的是數字貨幣或許能夠提供跨境支付清算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因為現在大家對于美元為中心的跨境結算依賴太大、美元濫用及美元的武器化影響了大家的安全，這才是關鍵所在。實際上，數字貨幣背后的支付清算系統也就是CIPS，能夠獨立于現在美國和SWIFT體系，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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