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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促使中國更多地依靠國內需求來實現經濟增長，這被稱為國內大循環或雙循環經濟周期。這也導致很多人都在談論“脫鉤”的問題。

毫無疑問，中國有14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中國人也以愿意學習、努力工作以及創業的心態聞名。這些優秀的品質使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不可阻擋的，但與此同時，隨著出口放緩，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挑戰。

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具有競爭力的出口價格。在2006年出口繁榮的高峰期，出口占中國GDP的近35%。今天，這一數字仍為18%左右。只要出口的價格具有競爭力，外國消費者就會為中國做擴張（即使他們自己認為是擴張不足），而出口迅速增長。

由于出口產品能夠銷售，中國制造商通過不斷擴大國內投資，為就業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換句話說，中國正處于一個黃金時代，中國企業在追求策略B的同時，有充分理由進行擴張，因為它們向比自己更富有的地區出口。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時，中國宣稱，被美國征收關稅的產品中有59%實際上是由外資公司在中國制造的。這并不奇怪，因為當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已經沒有一個資本家，所有資本、技術和管理知識都必須由外資公司提供。這些外資公司還為它們在中國制造的產品提供海外市場。

與西方市場“脫鉤”意味著中國企業可能不得不向那些不富有的地區銷售。如圖5-4所示，西方經濟體（包括日本）占全球GDP的56.8%，而俄羅斯、非洲和其他地區僅占25.3%（中國占17.9%）。

西方經濟體的人均GDP是其他經濟體的4.5倍。鑒于中國的人均GDP最近才超過10000美元大關，這可能會急劇減少中國企業可以銷售其產品的市場規模。中國市場對西方當然很重要，但要認識到在全球GDP中，西方經濟體（包括日本）占56.8%，而中國只占17.9%。

未來經濟增長需要企業和消費的大力擴張

從根本上說，必須使有些人的支出多于他們的收入，一個經濟體才會增長。如果企業和家庭行為謹慎，在每個時期只花自己賺到的錢，那么經濟可能會穩定，但不會增長。為了使經濟增長，實體必須擴張——要么借錢，要么減少儲蓄。

因此，經濟增長需要有持續的足夠多的機會，吸引企業借錢投資，或者令人興奮的新產品不斷出現，吸引消費者想要購買，即使這意味著增加負債或減少儲蓄。許多因素影響著投資機會和“必須擁有”的產品的可得性，人口和生產力只是其中的兩個。是否有這樣的機會，取決于經濟體的發展階段和難以預測的技術創新，從而產生新產品或更有效地制造現有產品的新方法。

中國經濟要想在當前的外部環境下發展，國內企業和消費者必須進行擴張。為此，企業需要不斷推出能夠讓消費者驚嘆的和振奮的新產品。換句話說，它們必須采取策略A，盡管它們的客戶較少，而且明顯不富裕。這使它們的情況類似于前文提到的追求進口替代型增長模式的國家。

中國有許多公司有能力開發出令人振奮的新產品。但政策制定者面對的關鍵問題是，是否有足夠的公司支持14億人口的經濟并推動其發展。盡管中國在過去40年里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仍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9億人的收入在2000元或以下。因此，中國仍然可以利用外國市場和策略B為這9億人提供有報酬的就業，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對于中國公司開發新產品，政府還必須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沒有知識產權，公司就不會放心地將資源投入研發。由于策略A在本質上比策略B更具風險性，金融系統將不得不進行改革，以確保這些公司能夠獲得更多的風險資本。實際上，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實施美國政府多年來一直要求的各種政策。

雖然這些政策改革可能真的會發生，但新的環境——消費者越來越少，越來越不富裕——將比中國公司已經習慣的環境更具挑戰性。因此，隨著“脫鉤”的進展，經濟增長可能會放緩。戰后很少有國家在人均GDP還很低的時候轉向更難以實現的策略A，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這一事實表明，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此外，當在中國設廠的外資公司開始縮減業務，以應對其他地方的低工資（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或者面臨中國制造的產品被征收更高的境外關稅難題時，就必須有公司取代它們的位置，以維持產出和就業。盡管出現越來越多有能力的中國公司既能在國內生產，又能在國外銷售產品，但問題是一樣的：在外資公司離開后，是否有足夠的公司為民眾提供有報酬的就業崗位？

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應該有意識地努力提高國內資本回報率，以便外資公司和本土公司繼續投資。只有讓企業家保持擴張，經濟才不會受拖累。

在短期內，政府可以通過擴張來保持經濟不萎縮。但是，除非這些公共工程的社會回報率高到可以自負盈虧，否則不斷增長的預算赤字和維持新項目成本的融資負擔最終會迫使政府減少財政刺激措施。一旦這些財政支持措施被取消，經濟增長就會放緩，除非企業不斷成功地推出令人振奮的新產品。

如前文所述，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中國跨越劉易斯拐點的2012年開始萎縮。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整個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個經濟體達到劉易斯拐點的時候開始向左移動是非常不尋常的。日本和韓國都在達到劉易斯拐點后享受了約30年的勞動力增長。

日本例子的指導意義在于，預計最早將于2022年開始的總人口下降將拖累由人口增長帶來的那部分經濟增長。如果中國不能在人口因素帶來的經濟增長勢頭消失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作為社會負擔不斷加重的老齡化國家，可能難以實現人均GDP在2035年達到20000美元的目標。

“脫鉤”并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的所有貿易在一夜之間消失。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和蘇聯冷戰的高峰期，美國和英國也從民主德國進口了大量的單鏡頭反光相機，并在公立學校的攝影課上使用。這是因為民主德國的相機比聯邦德國和日本的同類產品要便宜得多。

在財政政策的幫助下，如果沒有實際的軍事沖突，中國經濟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繼續增長。然而，在人口老齡化和國內工資已經達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水平時，與西方“脫鉤”可能導致增長率大幅下降。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中國想在2035年達到上述生活水平，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也沒有政策錯誤的空間。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必須了解迄今為止哪些企業在擴張，以及未來哪些企業將會擴張。

被追趕的經濟體：發達經濟體如何理解與應對新現實挑戰

作者：辜朝明（Richard Koo）譯者：徐忠、任晴 2023年11月 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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