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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當大規模的農場發展危機可能影響“吃飯”問題時，當局對那些面臨破產的農場又重新恢復國家補貼，但少得可憐的農業補貼根本難以維系農場的運轉。而宏觀經濟領域的“休克療法”又導致物價應聲暴漲，反過來加大了農業生產的成本。這點農業補貼在飛漲的物價面前完全就是“杯水車薪”，農民們只能“勒緊褲腰帶”，節制農業生產要素投入。這直接導致農業技術及設備變得難以更新和大農場生產的難以為繼。

隨后大量的農業企業開始倒閉，家庭農場也批量破產，甚至連基層農村都在消亡。這一點在地域寬廣的俄羅斯體現的更為明顯，根據俄羅斯學者統計數據，俄羅斯獨立的20多年時間俄羅斯已經有2萬多個村莊從地圖上徹底消失，還有近3萬個村莊處于極度衰敗狀態。

農業衰退也直接帶來了糧食短缺風險。對俄羅斯來說，國內的農業生產難以滿足其實際需求，出現結構性缺口，只能依賴進口來把這個口子給填上。一邊是是坐擁廣袤、肥沃的可耕種土地的基本國情，另一邊是因為結構性缺糧而導致的食品價格問題。農產品部分緊缺，供不應求的局面導致農產品價格一直偏高，俄羅斯人均食品消費占其收入的比例遠超發達國家。2014年有約40%的人用在飲食消費上的費用占到其收入的50%-70%，16%的居民飲食消費達到了其收入的80%。而對烏克蘭來說，若不是（相對較少的國內人口帶來的）較少的國內糧食需求，還有極為優異的農業生產條件和資源稟賦，類似的“改革”思路、相同的經濟困境所帶來的問題可能相較俄羅斯也不遑多讓。

另外，解體后寡頭利益集團和外國資本勢力的“野蠻生長”，也使得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失去了對經濟的命脈的掌控。

眾所周知，蘇聯解體之初，七、八個俄羅斯寡頭就可以決定總統選舉的結果。但隨著本世紀初普京上臺執政，俄羅斯這方面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緩解。至于新舊寡頭之間的利益交割，以及俄羅斯國內現如今仍然嚴重的經濟政治腐敗問題，鑒于篇幅就不在本文的探討范圍之內了。我們重點說說烏克蘭的寡頭。

在烏克蘭國內呼風喚雨的“寡頭”們，從左至右為博戈柳博夫、平丘克、艾哈邁托夫、科洛莫伊斯基、諾文斯基

在獨立后的國家制度重建的過程中，烏克蘭采用了由美國人于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即推行自由化、市場化的經濟體制。而且和俄羅斯類似，烏克蘭所謂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也是一次不公平的財富分配，這一改革并未普惠眾生，普通的社會民眾極少從中獲益，而有背景、有關系、有人脈的企業管理層和部分官員則鯨吞下巨量國家公有資產，由而衍生出了寡頭利益集團。烏克蘭的寡頭政治，自第二任總統庫奇馬執政以來也愈演愈烈，雖然一直都有政客在呼吁要斬斷資本與政治之間的勾連，但從決定采納西方的“華盛頓共識”那一刻開始，烏克蘭的國運就注定會走上寡頭干政這條不歸路。

烏克蘭的寡頭們并不是鐵板一塊，寡頭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也是明爭暗斗。正是如此，烏克蘭內政始終動蕩不安，政黨、議會和政府時常更迭內斗，這背后就是寡頭利益的角斗所致。而所謂的“橙色革命”和“廣場革命”雖然都打出了清除寡頭的旗號，但結果仍是寡頭政治的輪回。

和舊中國的官僚買辦集團類似，烏克蘭的寡頭集團通過出賣國家利益和主權來挾（西）洋自重的問題也是“公開的秘密”。前不久，美國羅恩·保羅研究所 (Ron Paul Institute）研究員拉里·C·約翰遜 (Larry C. Johnson) 在研究所網站上撰文寫道，在烏克蘭，發生在俄羅斯的事情已經重演，舊制度的垮臺根本沒有帶來民主，反而催生了一個寡頭集團，他們為了西方的利益而掠奪該國的資源：“西方寡頭正忙于與烏克蘭寡頭進行交易，以控制稀土和能源資源。你認為讓亨特·拜登與前中央情報局反恐局長科弗·布萊克一起進入Burisma（主要在烏克蘭經營的塞浦路斯能源公司）董事會只是巧合嗎？”

正在被開采的烏克蘭稀土礦。攝于2022年

在這樣的經濟狀態和發展環境下，縱然作為“農業大國”和“歐洲糧倉”，縱然糧食出口量歐洲領先，可是這又能為烏克蘭的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帶來什么？但凡獨立以來的歷任政府和領導人能“爭口氣”，何至于讓今天的烏克蘭除了出口農產品和礦產資源以外對外貿易門類幾乎乏善可陳？但凡能合理地、可持續地多吃幾年原蘇聯留下的“老本”，何至于讓曾經作為蘇聯坦克裝甲車輛、航空發動機、制導導彈和作戰艦艇研發中心的烏克蘭，在軍事沖突爆發后滿世界地進行“裝備乞討”呢？

在俄軍進軍烏克蘭之前，烏克蘭的前100名富豪，有96名都早早逃離國境，溜之大吉；剩下的4名，都是因為涉嫌貪腐而被迫無法離境的。反倒是留下的大量烏克蘭普通民眾，不斷承受著戰亂之苦。可以說，富可敵國、權勢滔天的烏克蘭（包括俄羅斯）寡頭們，通過不斷的經濟壟斷和政治內耗，把原本資源豐富、潛力巨大的國家，糟蹋到如今的這步田地。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除了對此一聲嘆息，又能說什么呢？

尾聲

毋庸置疑，“三農”問題對國家和地區發展進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農業發展的程度、農村建設水平和農民生產生活狀況關系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尤其能對二、三產業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形成有力的支撐。而排除外力介入的因素，黑海糧食協議被終止背后反映的正是東歐尤其是俄烏地區長期以來農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

這也凸顯出我國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尤其重視農業生產、重視農民增收、重視農村建設發展、重視糧食安全的深謀遠慮。完全依賴對外經濟關系，可以讓一個國家完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也必定會使其不可避免的受到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波動的強烈影響。古今中外的無數歷史事實都雄辯的證明，經濟命脈和糧食命脈必須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這就是我國獨立自主建設發展乃至繁榮富強乃至的底氣所在！對于我們來說，無論是“前三十年”熱衷的“階級敘事”，還是“后三十年”熱衷的“發展敘事”，都能在現如今的俄烏問題當中繼續找到分析案例和參照節點。

重視“三農”問題是確保糧食安全的題中之義

同樣的道理，一個經濟繁榮發展、社會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的俄羅斯和類似的烏克蘭，是絕對不會有產生社會矛盾、乃至爆發軍事沖突的土壤和空間的。現如今俄烏兩個國家和民族之間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局面，也正式包括“三農”問題在內的系列問題和矛盾不斷積累之后迎來“總爆發”的結果，也是對從古至今的系列建設發展“欠賬”的“總償還”。而通過 “黑海糧食協議”和所謂“特別軍事行動”來反思東歐“三農”問題及其發展歷程，仿佛也再次印證了那個著名的“蝴蝶效應”——當敖德薩的糧船被精確制導彈藥轟沉在了港內，而大量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糧船又紛紛漂浮在黑海上、擁堵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入口處時，之前曾經“親如兄弟”而如今卻兵戎相見的兩個民族，是否會想起多年前，在曾經統一的帝國鄉間，封建領主趾高氣昂地對著眼中無比“卑賤”的農奴們揮起鞭子的那個下午呢？

參考資料：

《俄拒絕歐盟“開后門”，黑海協議難以為繼，全球糧食市場再迎危機》（百家號“新農鳴”）

《俄國農業是如何被折騰殘廢的 又起死回生的》（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

《淺析烏克蘭寡頭現象》（李秀蛟，《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

《烏克蘭、稀土和掠奪性寡頭》（百家號“世界風雨變化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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