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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何亞非】

進入2018年以來，許多西方專家學者都在討論“全球無序”問題，因目前西方社會的種種混亂而對西方作為“自由民主體系”領導者的未來憂心忡忡，提出需要進行全球的“新平衡”或者說“再平衡”。

究竟是什么使得西方的精英們如此忐忑不安、如坐針氈？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再平衡應該如何推進？這確實需要我們從全球化新發展和世界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出發，做些深入思考。

2017年世界目睹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競爭明顯加劇，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有增無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不少歐洲國家的政治極端化傾向更加嚴重，不僅使美國和西方國家內部出現社會分裂和政治制度性危機，而且波及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體系，造成世界范圍的不確定性增大、“全球無序”加重、地區熱點問題升溫、大國關系緊張、全球經濟增長所需的宏觀協調和合作受阻。西方精英們對西方未來的深深擔憂就源于此。看來，2018年確實是需要反思和進行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再平衡”的一年。

所謂再平衡，自然源于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失衡”。這種失衡在國家和地區、全球層面都存在，而且相互糾纏、相互影響。

用馬丁·沃爾夫的話講，核心問題是“美國創立的二戰后世界自由秩序正在瓦解，取代它的是去全球化和沖突”。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這種秩序的瓦解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地緣政治還是地緣經濟，都出現多種力量的博弈和沖突，在歷史階段的轉換期，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都會充滿矛盾。

特朗普在美國執政已近一年，美國國內“自由體系建制派”與反對“自由體系”力量的斗爭日趨激烈，表現在支持全球化的“國際主義者”和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之間的爭執，也表現在社會底層與統治精英的對立。這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雖說危機是周期性的，但是這次危機醞釀已久，源自更加廣泛尖銳的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失衡，其解決難度更大，對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安排的沖擊也更嚴重。

國內政治的變化必然反映到對外政策和戰略。特朗普政府堅持“美國第一”，開始修改自己制定的國際規則，從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氣候變化《巴黎協定》、TPP自貿協定，到重新談判美加墨自貿區協定、美韓、美歐、美中等雙邊貿易安排，再到出臺最新版本《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把俄羅斯和中國明確列為“戰略競爭對手”，并且加強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兩國的擠壓和打壓，導致大國關系的進一步復雜敏感、緊張對立。

如果這就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再平衡”，那么再平衡的方向就出現了問題，不僅不會實現再平衡，還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經濟的“失衡”和全球治理的“失序”。

美國這么做無非就是想鞏固和確保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在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但這只能說明美國對世界力量格局變化和國際秩序轉換的焦慮加深、反應激烈，忐忑不安，沒有自信。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力量上升對世界和平與經濟繁榮是福音，是推動世界格局重新恢復平衡的重要因素，因為自1648年以來形成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格局并非歷史的“終結”，而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發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也是歷史的必然。

當然，這樣的負面反應并非僅限于美國，在日本、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都有表現，其政治極端化和對外進攻性都有加強趨勢。從根本上看，當資本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出現危機乃至革命都是難以避免的。冷戰結束時斷言過“歷史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如今卻深深嘆息美國政治制度的腐朽（Decay），稱如今美國發生的一切不是為什么會發生的問題，而是應該問，為什么現在才發生？

就地緣經濟而言，英國前首相布朗稱，過去30年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幾大支柱正在崩潰，尤其是不受管制的資本流動造成經濟和金融的巨大不穩定，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阻礙了經濟增長。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尚未成形。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蔓延又為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排外的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土壤。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對世界經濟的預測依然是“不確定”和“混亂”，說2018年經濟會比2017年有所好轉，但是風險增大，可能出現“危險的復蘇”。事實上，在“美國第一”等短期思維和貪婪思想支配下，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現實。特朗普減稅法案出臺和美聯儲加息將加劇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這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依賴外國短期資金的國家來說，再次陷入債務和金融雙重危機的風險極大。

就歐洲而言，英國脫歐談判剛剛啟動，但英國與歐盟雙方都缺乏明確想法，談判前景黯淡。歐洲的風險還在于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高債務國家，由于美國利率上升推動世界利率逐步恢復正常，其債務負擔將加重，金融危機陰影可能再次籠罩歐洲。匈牙利和波蘭等國的極右政黨執政對歐盟則是另一種考驗，其中經濟和政治因素相互糾纏，難解難分。

要實現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再平衡”，需要我們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失衡”有個正確的認知。現在看，美國的特朗普和法國的馬克龍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政治色譜兩端以及“反全球化”與堅持全球化的代表人物，可見西方社會內部對“再平衡”的認識也是不一致的，走損人不利己的孤立主義道路未必能得到西方國家人民的廣泛支持。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全球伙伴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西方國家響應者不在少數。AIIB成員迄今已達84個，且繼續呈增長勢頭。

因此，在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日增的命運共同體中，地緣政治和經濟的“再平衡”是需要的，2018年可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是加強政策溝通和發展戰略的對接，合作不對抗、結伴不結盟，建設“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擴大各領域合作的內涵和外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一帶一路”等新型國際合作倡議應該積極加以推廣和落實。

二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減少金融風險，整合技術革命的投入和信息共享，加快新舊經濟動能轉換的速度，加大相互開放的力度，以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為抓手，以供給側改革和國際產能合作為切入點，實現全球生產鏈的順利轉移，推動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是以文明融合為引領，防止文明沖突論沉渣泛起，克服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各種偏見，加強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間的交往，擴大支持全球化繼續發展的民意基礎。

四是克服地緣政治的沖動，堅持以談判和對話解決爭端和爭議，多做建立相互信任而不是破壞信任的事，緩和地區熱點問題和各種緊張關系，為世界和平和經濟發展繼續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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