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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盧沙野大使應邀赴多倫多出席由蒙特利爾銀行（BMO）金融集團和《環球郵報》共同主辦的中加關系研討會并發表主旨演講，重點就中西方關系闡述中方立場。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前聯邦內閣部長托賓、前駐華大使馬大維、BMO金融集團CEO懷特、《環球郵報》發行人克勞利以及加工商界、學界、媒體代表200多人參加。駐多倫多總領事韓濤等陪同出席。

盧大使在演講中從西方應如何看待中國、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如何同中國打交道三個問題切入，用鮮活事例和翔實數據對西方對中國的不實指責和污蔑進行了一一批駁，并提出中西方應建立基于尊重（Respect）、互惠（Reciprocity）、管控（Regulation）的“3R”相處之道。結合當前中加關系面臨的困難，盧大使呼吁加各界從戰略和長遠角度看待對華合作，確保兩國關系行穩致遠。

盧大使極具歷史縱深感和現實針對性的演講在研討會現場引起熱烈反響。克雷蒂安前總理等與會嘉賓均高度評價中加關系，紛紛建言獻策，希望兩國關系早日重回正軌。

《環球郵報》、加通社、《國家郵報》、加拿大電視臺（CTV）等加各大媒體對研討會進行了廣泛報道。

全文如下：

尊敬的克雷蒂安先生，

馬大維先生，

蒙特利爾銀行金融集團CEO懷特先生，

《環球郵報》發行人兼CEO克勞利先生，

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下午好!  

我首先向克雷蒂安前總理表示誠摯敬意。您擔任總理期間，為推動中加關系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兩國關系經歷了“黃金十年”。中國人民歷來珍情重義，始終記得您這位老朋友。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當前中加關系出現嚴重困難，處于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點。我注意到加各界對此都高度關注，有不同的看法。《環球郵報》等媒體對此作了很多的報道和評論。其中不乏對中國的批評指責，也有一些理性思考。中加關系怎么了？兩國關系為什么會遇到當前的困難？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在此背景下，我覺得這次研討會非常及時，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平臺。感謝《環球郵報》和蒙特利爾銀行的精心組織。

今天的研討會，最初的主題是“接觸的規則—重塑中加關系”。從源頭上看，“接觸”這個詞含義十分微妙，包含“建立明確關系，以承諾形成約束”的意思，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外交術語。過去幾十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奉行“接觸+遏制”政策，就是要用軟硬兩手—“接觸”是軟的一手，“遏制”是硬的一手—來把中國引導、約束到西方設定的軌道上，政治上實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經濟上遵循自由市場模式。但最終中國沒朝著美西方設計的方向演變，而是沿著適合本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這令西方國家大為失望，也促其進行反思。但反思的結果是，相當一部分西方特別是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對華“接觸戰略”已經失敗。這相當程度導致了美國特朗普政府作出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政策轉變。“接觸戰略”為什么會失敗？這就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問題：

首先，西方應該如何看待中國？

說實話，西方向來視中國為“異類”，而不是一個與自己平等的正常國家。西方國家懷著“慈悲”的心理，居高臨下地俯視中國，要用“普世價值”把中國從“專制”、“獨裁”統治下拯救出來。所以才有“接觸戰略”，要通過“接觸戰略”來改變中國，使中國成為西方所希望的那樣。然而，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比現存所有西方國家的歷史都要長得多。使這樣一個國家變成西方國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曾經嘗試過很多辦法實現現代化，實業救國、君主立憲、共和民主，但都沒有成功。國家依然積貧積弱，外有列強欺壓，內有軍閥混戰，百姓民不聊生。1919年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卻不能收回被戰敗國德國占領的土地，徹底打碎了中國人民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幻想，爆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到中國，也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社會現實，回應人民訴求，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奮斗，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衰弱到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

然而，西方國家就是因為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條，就認定中國是“專制國家”，“沒有自由”，“侵犯人權”，哪怕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發展道路，實現了國家現代化，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哪怕中國幾億人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事業貢獻率達70%；哪怕中國每年有1.6億人次自由出國旅游，而沒有滯留西方國家成為難民；哪怕世界5大主要宗教都在中國合法存在，中國信教民眾達2億人，宗教團體約5500個，宗教場所14.4 萬處。世上哪有如此仁慈善良的專制國家呢？

今年3月，聯合國公布《2019年全球幸福報告》，對全球各個國家的幸福指數進行了綜合分析并排名。雖然這份報告由聯合國發布，但實際上是由西方知名的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公司對14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后，由一些專家匯編而成的。據此報告，2018年利比亞的排名是第70名，中國排名為第86名。今年利比亞的排名是第72位，中國則下降了10名，名列第96名。這一排名很有諷刺意味。在西方專家看來，目前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甚至還遠不如正處于戰亂狀態、恐怖襲擊肆虐的利比亞。這一定是哪兒出錯了。  

近來，西方媒體及政客十分熱衷炒作、抹黑中國在新疆依法設置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中國設置教培中心的目的就是去極端化，嚴防暴力恐怖主義思想的傳播，某些西方國家也有類似做法。但這一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創新舉措卻被某些西方人士歪曲成了打壓少數民族權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手段。他們只關注幾個觸犯了中國法律的“人權衛士”的人權，而對受暴恐事件殘害的民眾的人權視而不見，對中國13億多人民、新疆2400萬人民的人權視而不見。事實上，在教培中心設置前的十多年里，新疆曾發生過數千起暴恐事件，導致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死傷。暴恐分子手段血腥、令人發指，同近期新西蘭、斯里蘭卡發生的事件，同一年前多倫多發生的事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方設置教培中心以幫助被暴恐極端思想“洗腦”的人員擺脫極端思想束縛，掌握生產和生活本領，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新疆社會治安環境有了明顯改善，最近兩年多來未發生一起暴恐事件，也沒有無辜民眾再受殘害。試問，站在中國人民、新疆人民的立場上，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舉以上兩個例子，就是想提醒西方某些人士，觀察中國不能只從西方的視角，而應更多從中國視角看；也不能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觀點，認為只要和西方不同的都是錯的和惡的，或是同樣的事中國人做就是錯的和惡的。這樣才能客觀、全面地認識中國，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

其次，西方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

目前，西方針對中國的發展主要有幾種論調：比如， “中國經濟威脅論”和“中國科技偷竊論”。

中國的發展是否構成威脅？我想告訴大家，中華民族骨子里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我們歷史上從沒有對外發動過侵略戰爭，也從未在海外占領過殖民地。舉世聞名的歷史遺跡——萬里長城就是例子，中國建造長城是為了防衛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明代（15世紀初）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帶去的是茶葉、絲綢和瓷器，而不是戰爭、屠殺和占領。再比如，南海諸島歷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二戰后，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還是在美國軍艦的協助下，從日本侵略軍手里收復這些島礁的。為了明確主權權益，國民政府于1947年劃定了九段線。上世紀70年代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南海九段線提出異議或對南海諸島提出主權聲索。但70年代后，隨著南海地區勘測出巨量的油氣資源，一些國家為了利益開始非法侵占南沙群島部分島礁，這是南海問題的根源。憑實力現在中國完全可以收回被占島礁。但中國沒有這么做，而是堅持與直接當事國通過對話談判解決爭議，這說明中國從來不曾也不會威脅別國。

中國的發展不僅不是威脅，對世界而言給恰是巨大的貢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多年保持在30%，遠超歐美等發達國家。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曾經封閉隔絕的亞歐大陸腹地，為曾經缺少經濟民生基礎設施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經濟增長乏力的歐洲國家，連通了世界市場，找到了脫貧道路，提供了增長動能。

中國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絕不是天上掉餡餅，更不是靠偷，而是靠13億多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和不懈奮斗得來的。美國人關于中國強制技術轉讓、侵犯知識產權、國有企業不公平競爭的指控是建立在謊言和偏見基礎上的，他們故意忽視了他們對中國的背信棄義和商業霸凌。如果靠偷就能讓航母下水，靠不公平競爭就能讓大空探測器登陸月球背面，靠侵犯知識產權就能讓5G技術領先世界，那世界各國都可以成為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了。

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心理不平衡，是“西方中心主義”思維作祟，它們總認為自己優于其他民族。過去數百年，西方的確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此之前，中國早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西方不能狹隘地認為自己會永遠領先，而無視甚至通過不正當手段剝奪其他民族生存、發展的權利。冷戰后，西方將“歷史終結論”奉為圭臬，傲慢地認為西方制度已登峰造極，是最好的制度，因此，發動了一場又一場針對“非西方”的戰爭，結果不但破壞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消耗了自身的資源和精力。一些頭腦清醒、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對此看得很清楚。今年4月，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同特朗普總統通電話后向公眾表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中國從未對外進行戰爭，一直專注于國內發展，而美國卻總處于戰爭中。美國在其242年的歷史上，只有16年沒打仗。新加坡前外交官、學者馬凱碩在其新書《西方失敗了嗎？》（Has the West lost it？）中對西方提出“3M”的建議，即“極簡”（Minimalist），少打仗，少干預別國事務：“多邊”（Multilateral），虛心傾聽廣大“非西方”國家意見；“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an）， 運用戰略智慧維護長遠利益。上述建議值得西方國家認真思考。

再次，西方應如何同中國打交道？

中國發展得怎么樣，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評判。我們對自己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充滿自信。我們絕不會因為西方國家有些不同看法、西方記者寫幾篇抹黑文章就改變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認準的道路，就會堅持走下去。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同中國打交道？我提一個“3R” 建議：

一是尊重（Respect）。 不尊重中國文化和國情差異，是西方對華“接觸政策”失敗的根源。要想使“接觸”更加有效，西方國家必須在政治上切實做到尊重和平等對待中國。中西雙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不干涉彼此內政。舉個例子，2014年香港爆發“占中”抗議活動，并持續了79天。社會混亂，百業受損，嚴重影響市民生活。最終香港特區政府依法采取了措施。但上述非法活動卻得到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美化，他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處置方式指手畫腳。近日，英國倫敦一些環保人士也發起了“占中”抗議活動，但持續不到8天就遭到當地政府鐵腕鎮壓。示威者被稱作烏合之眾、 暴徒,上千人被拘捕，40多人遭起訴。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感嘆說，“英國警方沒有忍79天，連7.9天也沒有”。這多么具有諷刺意味。

二是互惠（Reciprocity）。經貿上要本著互利共贏的精神開展合作，不能只想著單方受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當中國企業要為使用土地繳納巨額費用時，外資企業可以免繳。當中國企業要繳納沉重的營業稅時，外資企業可以“兩免三減半”。隨著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為了同國際接軌，中國取消了外企的超國民待遇，給予其與中國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都要繳納稅費。結果有些西方企業就開始抱怨中國投資環境變差、市場準入存在問題等。西方企業忘記了其享受超國民待遇時賺得盆滿缽滿，現在卻“倒打一耙”，說中方占了便宜。這如同一場4×100米接力賽，西方不能將自身競爭力下降歸咎于對手，應更加努力地向前奔跑，而非給對手使絆子，更不能因為掉棒而要求重賽。西方不能眼紅其他國家運用國際貿易規則趕上甚至超過自己就要求修改規則。規則的制定與改變不能只從西方的角度考慮。發達國家一味要求發展中國國家開放市場，卻對發展中國家放松技術出口管制、降低專利壁壘的訴求置之不理，這公平嗎？

三是管控（Regulation）。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問題，不能激化矛盾。中西方在某些問題上存在分歧不足為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關鍵是要把這些分歧放在合適的位置并予以妥善處理，不要讓其干擾雙邊關系發展的大局。有些問題涉及到中西方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是爭不出個所以然的。雙方吵來吵去，既傷和氣，最后還什么事都干不成。中國老話講，“智者求同，愚者求異”。我們何不求同存異，控制分歧點，擴大合作面，聚焦共同利益呢？  

女士們，先生們，

中加兩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存在差異，然而，上世紀70年代，兩國老一輩政治家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遠見卓識，沖破重重阻力，開啟了中加關系的大門。加拿大成為最早同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之一。中方歷來重視發展中加關系。兩國經濟互補性強，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兩國都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在很多國際地區問題上持相近的觀點。

當前，中加關系陷入“冰點”并面臨巨大困難，中方對此極為痛心。“解鈴還須系鈴人”。我們強烈呼吁加方能夠客觀、公正看待中國發展，尊重中方的重大關切，不要再做損害中方利益的事。特別是，要從戰略和長遠角度看待兩國關系，而不是把發展對華關系只當作解決眼前困難的權宜之計。只有如此，中加關系才能少些干擾和波折，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