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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與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進程的巴政治學者薩迪克·阿布·阿梅爾（Sadeq Abu Amer）近日對話觀察者網，在上篇里集中討論了哈尼亞遇襲身亡的后續影響，以及美國、以色列在中東的圖謀。

本文為對話的下半部分，將討論更多巴勒斯坦內部的問題，以及他個人對中方深入參與和平進程的期待。

薩迪克是“巴勒斯坦對話小組”（Palestinian Dialogue Group）的負責人，該組織致力于通過定期舉辦巴勒斯坦政策論壇、開辦培訓班等，創造對話空間，提高巴勒斯坦的國家能力。“對話小組”曾與哈尼亞等哈馬斯高層舉行政治會議。

薩迪克來自加沙地區，目前主要在土耳其活動，但家人們仍留在滿目瘡痍的故土。

巴勒斯坦政治學者薩迪克 薩迪克本人供圖

“法塔赫沒有明說，卻已開始理解哈馬斯”

薩迪克承認，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包括廣泛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各團體在許多問題上以及在其思想和意識形態基礎上存在分歧。例如，法塔赫選擇談判路線并專注于建立巴勒斯坦國家機構，而哈馬斯則擁抱武裝抵抗，拒絕談判或承認以色列。但在他看來，這些為人熟知的分歧背后，雙方也有不斷趨近的改變。

薩迪克介紹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哈馬斯和伊斯蘭圣戰組織（杰哈德）都采取了拒絕兩國方案的立場。后來哈馬斯提出了更靈活的想法，同意在國際法框架下建立1967年邊界內的巴勒斯坦國，以換取長期、可能持續數十年停火，而不是相互承認。

在2017年的政治文件中，哈馬斯澄清了其立場，表示如果在1967年邊界內建立國家能夠增進全國共識，他們愿意接受。這旨在防止有人利用哈馬斯不承認以色列的立場，來阻礙基于“土地換和平”與國際法律框架的沖突解決方案。

在1967年邊界（綠線）內，巴勒斯坦土地上遍布以色列所謂“定居點”（紅點）和據點（白點） 《華爾街日報》

這一解決方案始于馬德里，延續至奧斯陸，并在戴維營談判中達成，哈馬斯的立場一直是反對從馬德里會議，到奧斯陸協議及后續協議的整個和平進程。但后來哈馬斯在談判中，聲明不會偏離巴勒斯坦的共識。

法塔赫則一直要求哈馬斯遵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的協議，這意味著承認以色列。盡管“承認以色列”被哈馬斯視為對其存在基礎的削弱，但它的澄清認可了在1967年邊界內建立一個事實上與以色列共存的國家。

按照薩迪克的分析，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被占領”這一壓在巴勒斯坦人頭上的現實，雙方的政治愿景已開始趨同。“以色列拒絕法塔赫的談判路線后，法塔赫沒有明說，卻已開始理解哈馬斯的做法。”

薩迪克感慨，現實就是每個人都感到巴勒斯坦的影響力在下降，其控制命運的能力在減弱。巴勒斯坦人的選擇在減少，因阿拉伯世界的軟弱和國際上對巴勒斯坦問題興趣的減弱，巴勒斯坦人的事業正受到威脅。

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一把傘”，是巴勒斯坦斗爭中最重要的民族成就。

“對于企圖消滅巴勒斯坦事業的人來說，巴解組織是他們的主要障礙，因為它是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保障他們獲得民族解放、自決和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合法民族權利。”

薩迪克認為，無論誰領導巴解組織，大多數派別都將其視為巴勒斯坦人的象征性家園。每個巴勒斯坦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自然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它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愿望。

“團結在巴解組織周圍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目標。我相信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都同意解決沖突。”這也是為什么在《北京宣言》中，各派別能“確認巴解組織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

對話、流血與破壞

談到如何參與巴勒斯坦內部的和平進程，薩迪克介紹說，“巴勒斯坦對話小組”曾與許多這些派別有過交流，除了哈馬斯和法塔赫，還有人陣（Popular Front），他們同巴勒斯坦民陣（Democratic Front）和大馬士革的人陣總部（General Command in Damascus）也有過有限的接觸。

這些互動主要集中在了解這些派別在當前問題上的總體立場、他們在民族關系上的態度和他們的政治偏好——在巴解組織內部活動或建立新框架。

考慮到巴勒斯坦舞臺上的新動態，有必要采取這一步驟，向巴解組織現任領導層施壓，使該組織能夠在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和重組。

“我們不斷提出建議，幫助這些派別統一立場和看法，在關于如何處理與占領軍的沖突的問題上。這是通過定期的政治咨詢和形勢評估來實現的，這加深了他們對沖突演變和結果的理解，也加深了他們對與這些演變相關的國際、地區相互關系的理解。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即使在每個派別內部，對這些努力的評價或參與程度也各不相同，這歸因于每個領導人的經驗和對新思想的開放程度。”

薩迪克說，在大多數關于巴勒斯坦和解的交流中，領導人們面臨許多困難。這些挑戰源于雙方的心理因素，以及在和解會談之前、期間和之后各派別間緊張局勢的加劇。

“以往的經驗表明，某些勢力會操縱局勢以阻止和解。當沒能成功時，敵對方會采取直接方法破壞這些協議，包括暗殺參與協議或領導和解努力的關鍵人物。”

例如，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曾通過秘密通信達成未公開的協議。此協議旨在協調雙方，使哈馬斯的行動不會妨礙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政治談判，而是作為談判工具來改善他們與占領國和美國的談判地位，同時避免使用權力機構的安全和情報工具針對抵抗力量，并盡可能保護他們。

當時，哈馬斯的著名領導人工程師伊斯梅爾·阿布·沙納布在亞辛的支持下領導了這次溝通，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方面，阿拉法特則安排穆罕默德·達赫蘭和薩米爾·馬什哈拉維作為代表。這一未宣布的協議導致了沙納布被暗殺，嚴重影響了和解努力。

2005年的協議是隨后和解會議的基礎，涉及哈馬斯同意與占領軍停戰，以換取參與包括市政、立法、總統和海外全國委員會選舉在內的全面選舉。該協議基于巴勒斯坦囚犯文件，并得到包括哈馬斯著名領導人賈邁勒·阿爾納希和阿巴斯·賽義德、馬爾萬·巴爾古提等所有派別領導人的支持。然而，這一共識未能持續到2007年的麥加協議，導致巴勒斯坦在2011年前進入政治和地理分裂階段。

2011年簽署的最大范圍的和解協議，匯集了巴勒斯坦各派別的領導人、民間團體和獨立的民族人士。協議旨在統一巴勒斯坦的各個機構，解決哈馬斯政府雇員的問題，以及處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安全部隊的地位問題。

會議還達成了一項被稱為“巴勒斯坦各派最高領導人框架”的過渡領導層協議，該框架包括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派別領導人和成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后的“阿拉伯之春”促進了巴勒斯坦各方的相互理解，巴勒斯坦人從中受益匪淺。然而，由于在總理任命問題上存在分歧，哈馬斯拒絕了提議的候選人，導致協議的執行面臨挑戰。

2014年4月的沙提協議在被罷免的總理哈尼亞的住所舉行，旨在組建由拉米·哈姆達拉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并統一巴勒斯坦政府機構。然而，不久之后，一群隸屬于哈馬斯的武裝巴勒斯坦人在希伯倫綁架了以色列定居者，導致安全局勢迅速升級。以色列指責加沙的哈馬斯策劃了這次行動，隨后對加沙發動了全面襲擊，導致大范圍的破壞，阻礙了協議的實施。

盡管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對這一局勢感到惱怒，但時任哈馬斯政治局負責人的哈立德·梅沙爾還是主動管理了與以色列的談判。由代表阿巴斯總統的阿扎姆·艾哈邁德率領，包括哈馬斯、杰哈德和人陣的代表組成了一個巴勒斯坦聯合談判代表團。

后來，各方立場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是2017年協議。該協議恢復了哈姆達拉的政府作為民族團結政府，并進行了調整，包括解散哈馬斯在加沙成立的所謂行政委員會，該委員會曾充當“加沙政府”。哈馬斯將所有機構和部委，包括邊境口岸，移交給了哈姆達拉的政府。

哈姆達拉擔任巴勒斯坦總理至2019年 維基

然而，該協議并沒有持續多久，在總理哈姆達拉和情報部門負責人馬吉德·法拉吉進入加沙的車隊遭到未遂爆炸襲擊后，各方就這起安全事件的責任相互指責，使為局勢恢復正常而進行的調解努力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