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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蔣暉】

幾乎毫無懸念的，只要新冠疫情蔓延到非洲大陸，非洲大陸的抗疫便只能走在一條“一制兩國”的路上。

何謂“一制兩國”？即任何一個非洲國家都有一個統一的政治體制，然而內部卻包含貧富懸殊的兩個社會，這就好像把一個第一世界和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裝在了一個制度里。

當面對疫情時，非洲的每個國家實際上都是內部的兩個國家在各自抗疫，這是因為它們享有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資源都是如此不同，故而它們所受的困難和挑戰也各不相同的緣故。

只有在國家主權的概念里，我們才會看見作為整體性存在的國家幻象，而非洲政府目前所能做的，當然是盡其所能加固這個幻象，將抗疫作為一個超越貧富和種族差異的全民性行動，這就是阿甘本所說的，在國家進入了緊急狀態時，各種分處于裂狀態的現實或者各種形式的赤裸生命，都被納入一種絕對權力的控制中。這是非洲諸多國家采取的抗疫模式，其目的是避免由公共衛生危機導致的政治危機。

說實話，比起美國口水仗抗疫模式，非洲國家采取了更為雷厲風行的和負責任的政策。今日，肯尼亞、盧旺達、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亞、津巴布韋以及南非政府，都在疫情蔓延之初果斷采取全國范圍或重點地區的戒嚴和封鎖。

當南非政府在3月27日凌晨施行全國封鎖時，它無疑為世界昭示了非洲大陸抗疫的決心和努力，這不僅因為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是今年非盟輪值主席，他的決定因此具有泛非的意義，還因為南非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分化，這將使得南非的抗疫成為非洲“一制兩國”抗疫的象征。

南非前總統姆貝基在1998年說過一句名言，我們南非是一個國家兩個人民。一個人民是白人，富有，另一個人民是黑人，貧窮。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句話還沒有過時，唯一需要改動的是里面潛在的種族主義話語。

南非貧民窟，資料圖

今天的“兩個人民”，幾乎變成了建立在兩個階級上的兩個國家。一些白人淪為乞丐，不少黑人升入中產階級，有些還成為富翁。南非今日的矛盾無法簡單歸結為種族矛盾，因為除了種族的矛盾外，階級矛盾和性別矛盾也日益突出。所有矛盾最根本的表現形式，已經是底層民眾和貪污腐化以及低效率的無為國家機器的矛盾。

這是沒有國界的兩個國家的對抗，這就是為什么在戒嚴時，當士兵進入亞歷山大這類著名的約堡貧民窟時，在民眾看來有種被外國軍隊入侵的感覺，因為這個地區和政府的關系是如此疏遠，正如南非國家廣播電臺駐這個地區采訪的記者說，民眾只有在選舉期間才能見到到訪的官員。之后，這里便是一個被遺忘的國家，它被各種各樣習俗法和黑社會勢力所統轄。

事實上，當南非宣布抗疫戒嚴時，我們看到了兩個國家在應戰。一個是從容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居民已經采購好了充足的食物、洗手液、衛生紙和其他必備的生活用品。他們的孩子也許會因為突然要做個裝飾品，卻找不到一瓶膠水而又無法購買而氣餒，但他們的后花園已經足夠大到讓他們自由奔跑和嬉戲。

另一個也是一個從容的國家，因為那里的人們除了從容便無其它事可做。首先，他們很多人沒有錢，而且也沒有冰箱，這倒省了他們要去搶購和儲存下一周食品的精力；其次，他們更愿意相信這個疾病乃屬于另一個國家人的疾病，而與他們無關。

警察關閉移民經營的小店。(Photo: Mkhuseli Sizani, GroundUp）

事實也是如此，最初南非的病例——相信其他非洲國家也一樣，都是從歐洲輸入性病例，是付得起去歐洲滑雪消費的人才有資格得的病。于是，那些在這些人家打工的傭人們都在悄悄私語，這是白人帶來要殺黑人的病。因為特朗普偉大的宣傳，所以這些人家的傭人也鸚鵡學舌，說這是黃種人發明的來殺黑人的疾病。

作為一個中立的敘事者，我可以保證，在南非媒體上看不見“中國病毒”的任何提法。但如果你能聽到傭人們的談話，你就知道現實背后還有一個未知的輿情風暴的漩渦。有誰能向這些有信仰的或無信仰的，大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婦女解釋科學尚未得出結論的東西呢？

無論如何，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件事情是，這些散發著各種謠言的婦女畢竟還知道這種疾病的可怕，更多的那個國家的人連這點都不知道。他們相信黑人是集體免疫的。他們也許家里沒有電視而看不了新聞，也許看了卻認為是另一個國家的謊言，也許根本聽不懂英文，于是，這么多的“也許”讓這個國家對于這個病毒的知識和另一個國家的完全不同。

依靠著無知和無奈，那個國家的人無畏地在街上遛達著，好像沒有聽見國家的號令。但也是因為他們的住處實在小得可憐。住在約堡北郊貧民窟diepsloop二區的一個花工，他和一個從馬拉維來南非打工的伙伴住在一起。整個屋子除了一張雙人床，便是在墻角放的一個小煤油爐。除此之外，整個破壁殘垣的屋子里連個落腳之地都沒有。如果嚴格遵守21天戒嚴令，那就意味著兩個陌生男子，在一張床上一天24小時一動不動地躺2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