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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蔣暉】

在上世紀90年代結束種族隔離斗爭后，南非在國家轉型中沒有選擇左翼方案，而是走上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這一選擇避免了此前非洲反殖民的民族獨立浪潮中出現的暴力沖突，但也導致無法徹底實現社會公正和經濟上的共同發展，從而為南非后來的經濟社會危機埋下伏筆。90年代以降，隨著非洲反殖民主義斗爭退潮和冷戰結束，盡管非洲各國繼續推進象征性的去殖民化運動，但是，從經濟到文化，非洲對西方的依附仍然強大。

在思想交流方面，蔣暉所熟悉的文學領域極能說明問題。在研究層面，西方的非洲研究范式主導了非洲知識界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對非洲的理解；在文化交流層面，非洲文學作品要先在西方獲認可并成功“市場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諾貝爾文學獎），然后散播到非西方世界。這導致我們對非洲的認識也是經由西方過濾的、高度被選擇性的認識。非洲的例子，代表了全球南方知識生產的深刻困境。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非交流的活力重新興起，中國與非洲的友好關系源遠流長，共享第三世界的諸多歷史經驗，具備條件開辟全球南方國家之間雙向交流的新范式。中國與非洲之間的文化交流，應當在深刻反思知識殖民化的批判性視野與去殖民化的在地溝通實踐下展開。當下的“非洲熱”，需要轉化為一整代人持續推進的知識互動和文明互鑒。

中非人民友好協會代表團在1961年2月24日到6月19日的四個月中，訪問了幾內亞、尼日爾等八個西非國家。圖為非洲朋友向代表團贈送禮品。新華社

非洲文學研究的中國視角

ESSRA：您過去一直在中文系任教，為什么會開始研究非洲文學呢？從您的經驗出發，您認為中國學者研究非洲文學，和西方或者非洲學者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蔣暉：2014年，我家獲得了去南非生活的一個難得的機會。為了不虛此行，我在一年前就開始做準備，有計劃地閱讀非洲文學作品，并開始在北大中文系講授非洲文學。那時候我也是初學者，跟著學生們一塊閱讀，帶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意識和西方批判理論的視角進入了非洲文學。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西方的研究似乎變成了非洲文學研究的權威話語。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非洲文學是西方殖民的產物，西方給非洲帶來的語言、宗教和價值觀，通過舉辦各種文學競賽、培訓班培養了第一代非洲現代文學家，使得非洲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出現了斷裂。非洲文學因此常被看成世界英語文學和世界法語文學之一部分，這種看法強化了西方對非洲文學的闡釋權。

第二，非洲文學研究者多為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精英或者就是在西方高校任教的學者，他們研究的意識形態、使用的理論和價值體系基本源于西方，這使得在非洲本土的非洲文學研究并沒有特別重要的成果產生，也沒有產生特別獨特的聲音。我們必須要看到非洲文學研究的局限性：它是西方投射到非洲的一種理解。

但是，從我們的角度看，非洲文學不僅僅是西方文學的一部分，它也是第三世界文學或者全球南方文學的一部分，是在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歷史中產生的文學，中國文學和非洲文學的相似性同樣不容忽視，這包括：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革命和啟蒙的主題也是非洲文學的主題，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系，人民文學的運動、農民問題等既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主題、形式和動力，也同樣作用于非洲文學。

這種第三世界的文學特殊性是西方理論難以理解的，因此，必須在第三世界的形成歷史中來加以理解和表述。同時，由于第三世界已經置身于全球現代性之中，我們又無法簡單拋開西方的文學理論和現代思想去討論第三世界的經驗。所以，我認為，對中國學者來說，要做出好的非洲文學研究，理想狀態應當是兼具非洲文學、西方理論和中國文學等多重知識。

2023年6月29日，在中非經貿合作促進創新示范園（湖南高橋大市場），來自非洲的表演者在進行非洲鼓表演。新華社

因為家庭的契機，我有機會來到非洲生活，從而使我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第一手資料上。這是個人的機緣，也是時代大潮到來所致。記得我在紐約大學讀博士期間，當時肯尼亞的大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就在紐約大學教書，但我卻從來沒想過去聽他的課。因為在那個年代，我們這代學人去西方讀書的核心目的還是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哲學思想、批判理論和方法論，非洲的學問，對我們那一代人沒有產生很強的吸引力。

從中國文學的經驗出發，我主要從階級入手理解現代性，而沒有意識到種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在美國錯過了跟非洲學者接觸的最初機會。到2010年左右，我回國任教，那時候也沒有很多人談論非洲問題。但是沒過五年，被非洲研究熱帶動著的非洲文學研究熱就開始出現了，我覺得，任何一門學科的興盛都和時代脫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