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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產能過剩”是一個在不同行業周期時時存在的問題。正因如此，大可以抱一顆平常心。如果因此視之為洪水猛獸，乃至認為產業崩盤在即，則未免過于極端了。這是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所要遭遇的“成長的煩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當前，部分輿論對于中國經濟健康運行和產業升級抱有若干擔憂，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兩類，分別形成了對國外貿易壁壘升級，和對國內“產能過剩”的焦慮。尤其是今年4月美國財政部部長珍妮特·耶倫提出“中國經濟規模太大了，以至于世界其他國家難以吸收這一巨大產能”之后，“產能過剩”論愈發甚囂塵上，已遠超學術和經濟探討的范疇，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升級貿易戰的工具，更引發了對貿易壁壘和產能過剩互相強化的擔憂。

對此，筆者的觀點一直是“問題應當重視，焦慮大可不必”。通過前面的專欄文章，已經對“關稅焦慮癥”、“壁壘焦慮癥”作了針對性解讀。本文將針對“過剩焦慮癥”展開論證。

一、何謂“產能過剩”？如何衡量“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通常是指行業現有的生產能力相對需求和合理產量水平過高，造成供過于求的局面。通常討論的產能過剩主要以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為對象¹。所以，產能過剩也可以理解為制造業企業的生產能力超出社會需求及其所能承受的合理產量規模。

根據我國歷年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注釋定義，企業的生產能力是指“在報告期內，在勞動力、原材料、燃料、運輸等保證供給的情況下，生產設備（機械）保持正常運行，企業可能實現的、并能長期維持的產品產出”。

而美聯儲則以“可持續最大產出（sustainable maximum output）”來測算本國的產能指數，即工廠在實際的工作計劃內可以維持的最大產出水平，同時考慮正常停工和檢修時間并假設有足夠的生產要素來維持現有設備的運作。

總體上看，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對于產能的界定較為接近，都強調了企業在保持生產設施正常運行情況下、可持續的最大產出，并以此為基礎比較供求關系，判斷過剩與否。兩國學界對引發產能過剩的原因，在大方向上也基本相同，包括了重復建設、過度投資、過度競爭、內外市場需求疲弱等等。

衡量“產能過剩”的指標較多，包括產量、在建規模、技術含量等等，最為流行的則是“產能利用率”，即實際產出與生產能力的比率。生產能力的定義見上文，實際產出則按企業報告期內的工業總產值來確定。一般認為，產能利用率高于85%可視為產能不足，低于75%則是嚴重過剩。

但近年來的經濟實證顯示，各國幾十年來的產能利用率整體處于下行態勢，因此衡量生產過剩的量化指標也在不斷下調。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的研究就顯示了這種下滑狀態，以美國為例，上世紀70年代，產能利用率低于83%就是過剩；到八九十年代，降低到81%；本世紀初進一步下調到78%。發達國家的產能利用率波動還高于發展中國家²。

本圖只顯示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德國統計數據自90年代統一開始，中國更是只有十來年，不如上述國家這樣有一個較長的周期比較。各國近十年來的產能利用率會在下文做進一步對比。 圖表來源：Trading Economics

二、中國當前是否存在“產能過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短缺經濟開始迅速出現了波動式的產能過剩，先后在上世紀80年代的服裝紡織行業、90年代前期的家電等日用品行業，9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紀初的煤炭、鋼鐵、發電等行業出現過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現象。近十年來，圍繞諸如光伏組件、成熟芯片、鋰電池原料等部分新能源領域和電解鋁、水泥、乙烯、燃油汽車等傳統行業的供求失衡，也時有發生。

與國外相比，轉型期中國的供需波動的成因更為復雜，既有企業自身出于短期經濟利益的盲目投資，也有地方政府出于政績需要的群起而上，部分研究往往將責任一味歸咎于行政干預，其實是有失公允的。

多項研究數據顯示，在地方政府干預較少的行業中，供需失衡的問題反而更為突出。這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時空錯配，與宏觀調控專業能力有待提升所共同導致的。只能說明專業的宏觀調控有利于市場要素供需的平衡，而對市場規律的把握有利于宏觀調控專業度的提升，二者不可偏廢。

在整治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上，頂層設計領導的各級調控就一直在發揮巨大的作用，早在2013年，國務院就曾下發《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號），指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工作重點，并將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作為化解重點。

筆者當年在業務一線也親歷了這波化解，甚至直到今天，當年的合作客戶里還有受此深遠影響，乃至改變了自己發展軌跡的。雖然其中也存在一些執行擴大化的情況，但從整體影響來看，還是對供需關系的調整、資源配置的平衡、生產效率的提升產生了有利的影響，這些積極作用也體現在了產能利用率上。

圖1 2014年以來國內工業產能利用率變動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在經歷了調整期的磨合之后，從2016年開始，我國的產能利用率迅速提升，到2017年達到77%，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記錄，此后基本在此范圍內上下浮動，疫情中雖有下滑，但在2021年又攀升至77.5%，達到十年來的最高峰，顯示出低端、無效供給減少、行業加速出清后的市場優化。后續幾年受到一系列內外因素的影響，產能利用率又從高點回落，但依然還高于2015、2016年調控期的水平。

近年來產能利用率的下滑也引發了社會關注，部分觀點以此為依據，認為“產能過剩”又有加劇之勢，對此筆者認為也需要結合環境、歷史和行業特點，全面辯證地看待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