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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明確了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當此之時，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在猛烈回潮，深刻影響著今后的全球局勢。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與一些國家的貿易摩擦也有所增多。導致輿論上也存在一些掐頭去尾的炒作，不惜將部分外貿環節的正常摩擦與貿易戰混淆，渲染所謂的“世界圍堵”、“關稅焦慮癥”。

在完成對當前轉口貿易和關稅壁壘熱點新聞的分析后，筆者認為有必要梳理一下近代以來全球貿易史的基本框架，以史為鑒，客觀看待當下中國對外開放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推進和落實。

一、全球貿易本就是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來回博弈

貿易保護主義既包括了如今常見諸報端的關稅、進口配額、經營和出口補貼、反傾銷立法、對外國企業在本國投資和經營的相關限制，也包括了匯率管制、專利制度、技術封鎖、政府優先采購以及國貨消費運動。

由此可知貿易保護主義的范圍非常寬泛，各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為了實現不同的發展目的，多多少少都會沾染上一定的保護主義，沒有絕對純粹的白蓮花。筆者認為就和民族主義這樣的概念一樣，“貿易保護主義”只是一個中性詞，絕非洪水猛獸。要根據其動機、措施、尺度以及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去做出針對性的評判。

自從大航海時代以來，截至本世紀初期，全球貿易主要經歷了以下四個歷史階段：

（一）重商主義時期（15世紀-18世紀）

一般將地理大發現及由此掀起的大航海運動，視作是近現代全球貿易的開始。此時，在這些掀起海洋貿易的國家，普遍流行的是“重商主義”原則，認為國家的財富就是黃金、白銀的規模，國際貿易則是一場零和游戲，致富的唯一途徑就是出口大于進口促使金銀流入。為此需要實現出口最大化和進口最小化，力求最大限度地積累國內資源，并將這些資源用于單方面的貿易。

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各國貿易政策中保護主義盛行，很多后世壁壘在此刻被各國政府有意識地系統應用，包括鼓勵商品生產和出口，大力攫取原料、貴金屬和殖民地，限制甚至禁止商品進口與貴金屬出口，對特定必需品進口盡可能以貨易貨。此時對進口商品課征50%以上的關稅稅率是一種尋常操作。

后文將重點提到的英國，此時的制成品平均關稅就常年保持在50%左右，是所有歐洲主要國家中最高的。

必須指出的是，后世那些堅船利炮傍身中嚷嚷“開門，自由貿易”的國家，在那個歷史階段，都是高關稅、高補貼、生產指令、特定港口的貿易壟斷的推崇者，貿易禁令花樣繁多，甚至形成了一系列法條、操作手冊和教科書。未來的貿易保護主義，都能從中找到它們前世的容貌。

重商主義還伴隨著大航海的帆槳向全球傳播，當它已經在歐洲大陸漸漸走入歷史時，在大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陸還能聽到回響。正如美國最富盛譽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所說：“當我們買海外制造品時，我們得到了商品，而外國人掙了錢。當我們買國內的制造品時，我們既得到商品又掙了錢。”

（二）“自貿”與“保護”的博弈時期（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后期）

伴隨著工業革命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英國成為了全世界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工業化國家，在工業生產、商品提供、技術水平、市場開拓等方面都已首屈一指，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世界工廠”，至19世紀初期，其工業制品產量已經高居全球的一半。

亞當·斯密在此期間提出了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和繁榮的最佳途徑，認為“只要按照一國擁有的特定優勢展開貿易，則雙方通過這種自愿基礎上的貿易，就都能從中獲得貿易利益”，為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更好地提升出口與銷售的效率，英國從上文所提到的課征關稅最高的國家，變成了最為提倡自由貿易的國家，它在19世紀40年代陸續廢除了《谷物法》《航海法》。1848年，英國有1146種應納關稅商品，但到1860年已經下降到只有48種。1875年，英國對制造品進口的關稅率已經下調為零。

在英國的倡導下，區域自由貿易得到了強化。1860年英法簽訂了《科布頓條約》，確立了最惠國待遇，兩國間關稅大幅下降（見下圖），并逐漸帶動歐洲各國簽訂類似的開放性商約，推動了自由貿易發展。經濟史學家認為，最晚到1860年，荷蘭、丹麥、葡萄牙、瑞士、瑞典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已經完全轉向自由貿易，而到1877年左右，歐洲大陸的制成品平均關稅已經降到了9-12%[1]。

1821-1913年英法間平均進口關稅對比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19世紀：工業革命推動的貿易變化》

在這一階段，自由貿易也并非一帆風順，一些國家出于不同原因，反而加高了保護主義的壁壘。19世紀初期，拿破侖頒布大陸封鎖令，試圖以經濟封鎖來打擊英國，卻因為本國工業難以代替英國滿足法國與歐洲的需求，最終歸于失敗，并加速了帝國滅亡。

此時，在遙遠的東方，還處于“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清朝，還在自詡“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殊不知早已大大落后于歷史進程。其自覺不自覺地在過去數百年構筑起的頑固壁壘，也在這時候被帝國主義試圖攫取市場的大炮轟開。伴隨著這樣的“自由貿易”，所輸入的海量外國工業品，“對中國工業也發生了過去對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的工業所發生的那種影響……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相當的破壞。”[2]

這一段歷史，對國人又多了一些沉重的思考。我們所保有的體量注定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對于一個趕超的中國，需要思考如何占據世界先進潮流，牢牢把握產業與開放的主動權，守護好我們的市場不再被掠奪分割；對于一個引領的中國，面對在社會化大生產中出現的周期性“產能過剩”，如何合理安排內外兩個市場的消化，不再重蹈帝國主義的野蠻殘暴，這都是“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對自己，也是對當代文明史交出的答卷。

其實何止是中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樣：“（資產階級）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3]這就是那個年代“開門！自由貿易！”的真實寫照。

讓我們把視線再收回當年世界政治經濟的中心地帶，在19世紀中期自由貿易漸行歐洲之時，與遠東的老大帝國不同，仍然位居列強的俄羅斯、奧匈帝國仍有一定的力量，繼續堅持保護主義。而隨著自由貿易的推廣，不可避免產生了一系列貿易摩擦和國家利益沖突，保護主義的反作用力也隨之加大，普法戰爭后的法國，保護主義又有所抬頭。法國、意大利和瑞士在19世紀末都曾爆發過貿易戰。

這一時期保護主義的典型代表分別是美德兩國，漢密爾頓和李斯特作為保護主義理論的兩大宗師，在過去的上百年時間不斷出現在各國商學院的國貿教科書中。

漢密爾頓和李斯特都認為要保護本國幼弱產業，開放需有選擇，關稅則成了對未來生產力的投資。1879年，已經被列為 “自由貿易國”的德國，頒布《關稅法》，對進口商品區別對待，有重點扶持工業部門，對糧食與工業品征收高額關稅。由此，德國的關稅稅率開始激增，至1900年后才有所下降，但仍遠高于《關稅法》頒布以前[4]。

而美國一直是關稅較高的國家，南北戰爭前，關稅甚至一度占到了美國聯邦稅收的90%。頗具黑色幽默的是，反而是南部各州因為奴隸勞動帶來的成本優勢，更為傾向于自由貿易，而北方工業州從產業保護的角度站隊保護主義[5]。

1890年美國還出臺了《麥金利關稅法》，關稅達到頂點。后來成為美國總統的威廉·麥金利如是說：“我們在農業上領先于所有國家，我們在礦業上領先于所有國家，我們在制造業上領先所有國家。我們領到的這些獎杯，都經過數十年的保護關稅。”

1870-1913年美國制造業平均關稅稅率（左）和幾種主要產品的關稅稅率（右），美國進口關稅稅率的下降主要在20世紀以后，且在棉毛鋼鐵等行業已經發展起來后，產品稅率仍保持在較高水平，體現了關稅政策調節對于經濟基本面的滯后性[6]Yeo Joon Yoon：Tariff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role of scale economies，2020-5

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赫曾如此評價：“美國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策源地和堅強堡壘。”

頗有意思的是，在這段歷史時期，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兩方代表，出口額都得到了快速增長，也形象地說明對待該問題切忌教條，“靴子合不合腳，穿上才知道”。根本還是在于貿易政策本身是否有利于本國生產力的發展。

1841年至一戰前英法德美四國出口額對比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19世紀：工業革命推動的貿易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