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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主義回潮期（20世紀初到二戰后）

促進英法等國推進自由貿易的基礎是本國在工業生產和市場開拓上所取得的巨大優勢，而這在以美德為代表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之后，受到了巨大挑戰。

實力相對較弱的法國，如前文所述，在普法戰爭后貿易保護主義已經開始有所回潮，19世紀末法國的關稅稅率一度達到25%，是俄羅斯、美國以外列強中最高的關稅水平[7]。

在一戰的沉重打擊下，英國也從“自由貿易”的立場不斷倒退。反觀美國的生產力規模、效率和市場占有率都已經大幅提升。

1870年，英國的生產率水平仍比美國高出約4%。但到1913年，英國在經濟生產率和增長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國，生產率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78%[8]。1860年英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超過20%，是美國的4倍多。到1928年，美國占比近40%，是英國的4倍多。

1750年至二戰前英美德制造業產量在全球的相對份額變化國投證券根據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數據整理

美國的汽車工業是這一階段美國制造業的縮影。美國在一戰爆發前的1913年，汽車產量就已達到48.5萬輛。而英法兩國的私用車和商用車合計產量，直到1925年——也就是戰后8年，也分別僅為16.7萬輛和17.7萬輛，而此時的美國的汽車產量已達到426.6萬輛，相當于同一時期英國的25.5倍、法國的24.1倍。福特流水線創造了工業生產的神話，是那個年代的社會化大生產留給歷史的不滅印記。

福特生產的T型車，以“為大眾造車”作為口號，成為了中產階級的標配。1921年5月產量突破500萬輛，至1927年夏天結束生產時，共售出1500多萬輛網絡圖片

當然，歷史不只有高歌猛進，流水線工人的生產生活狀況給了理查德·卓別林深深的震撼，《摩登時代》同樣成為了那個時代不滅的記憶網絡圖片

隨著優勢地位的漸漸流失，英國也開始向貿易保護主義后退。早在一戰期間，英國就已經開始陸續針對汽車、手表、化妝品、化工品、燃料、鋼鐵等加征關稅。針對輪胎的關鍵材料橡膠，英國于1922年通過《史蒂文森法案》，宣布在它的殖民地將控制橡膠產量，對美國橡膠銷售實行配額制，試圖對美國汽車工業“卡脖子”（這劇情熟悉嗎？）。

在“大蕭條”的沖擊下，英國又在1932年確立了英聯邦內部的帝國特惠制，對來自英聯邦內自治領和殖民地的進口商品，給予關稅優待；限制從帝國以外的國家輸入農產品，以保證帝國各自治領和殖民地農產品在英國的銷售市場；英國工業品輸往自治領和殖民地時相應享受優惠待遇；對來自英國以外國家的商品則征收高額關稅。

面對保護主義漸起，本來就是“現代保護主義策源地”的美國反應非常迅速。1922年，國會頒布了《福特尼-麥坎伯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通過的最具懲罰性的保護主義關稅之一，它將關稅的平均稅率從28.3%提高到38.2%。

該法案也引發了歐洲各國政府的報復，法國將自美國進口的汽車關稅從45%提高到100%，西班牙將美國商品關稅提高40%，德國和意大利提高了小麥關稅。據美國農業局稱，由于關稅，農民每年損失超過3億美元。亨利·福特也對此批評，認為美國汽車工業不需要保護，反而要助力于擴大外部市場[9]。

——行文至此，筆者也想插播一句：之所以想來整理這段歷史，目的之一就是讓讀者朋友們看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我們現在面臨的貿易戰，在歷史上早有先例。看到這些與如今堪為鏡像的關稅水平，再想想當時的各國生產力水平與如今中國的對比，對挑戰的重視必須有，但焦慮大可不必。

書歸正文，總體來看，歐洲各國的關稅報復還是局部的、有節制的，并未對美國在上世紀20年代的繁榮造成太大影響。

但另一方面，都市燈火“繁花”之外的廣闊鄉土，畢竟承受到了第一波打擊，正向著“漫長的季節”緩緩駛去，自一戰中恢復元氣的歐洲農民和他們的美國同行正在開展激烈的競爭，因保護主義而受損的利益與市場競爭下滑的價格，伴隨著游說集團加大保護力度的七嘴八舌，將隨著整個經濟周期的逆轉，掀起更為滔天的巨浪。

1929年秋天，本該豐收的季節，大蕭條來了。

此時，曾在大選中作出一系列提高關稅承諾的共和黨籍總統赫伯特·胡佛，在外貿領域與那個教科書里堅守“政府守夜人”形象的自由市場信奉者有所不同，他不顧1028名經濟學家聯名反對，還有亨利·福特的徹夜勸說、摩根大通CEO拉蒙特的“幾乎下跪乞求”，于1930年6月簽署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加征了2萬多種商品的進口關稅。

于是乎，美國的關稅水平急劇躥升，1932年的應課稅率峰值達到了59.1%，僅略低于1828年的歷史最高水平（61.7%）。

該項關稅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加拿大在內的30多個國家和自治領對美國開展了貿易報復，一場20世紀規模空前的貿易戰席卷全球。從1929-1932年世界范圍內關稅水平提高了近一倍[10]。從1929年到1932年，美國對歐洲的進出口下降了約三分之二，而在立法生效的四年中，全球貿易總體下降了類似的水平。

1929年和1932年國際關稅水平（平均稅率）孫玉琴，《大蕭條時期美國貿易政策與中美貿易》，2012-1

對于美國來說，保護主義者并未拿到自己所要的“貿易保護”，事實上“過剩的更過剩，緊缺的更緊缺”，社會生活被嚴重擾亂。急劇削減的貿易份額又開始造成更大規模的失業，又與消費形成了惡性循環，城市中的“胡佛村”成為了美國歷史永難磨滅的疤痕，而千萬計的農民在沉重打擊下甚至沒被計入失業率。即使被納入統計的人口，僅僅在統計局設定的口徑上，4年內收入蒸發了36%。

美聯儲袖手旁觀的 “清算主義”政策更是為烈火狠狠澆了一海灣汽油[11]，到 1933年，全美倒閉了1.1萬家銀行，千百萬人的積蓄化為烏有。而且烈火還在從金融領域向著實業蔓延，貨幣供應量的減少造成通貨緊縮，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實際利率的大幅上升，從而扼殺了公司投資或擴張的任何機會。

實業皮之不存，金融毛無可附，無論是鋼鐵之都的匹茲堡，或是汽車之城的底特律，銀行系統和實業生產都同時陷入癱瘓，這些美國在本世紀上半葉的創匯大戶們，出口額都向著-100%在深度探底！

這段歷史，距今只有不到95年。

當時，有部分政策與學界的人士開始給大眾作心理按摩，表示美國的損失低于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的報復者。這話或許沒錯，但在損失最為深重的國家，正在深淵中孕育著怪獸的巢穴，不久它們將從地獄之門傾瀉而出、肆虐人間，給驚魂未定的人們更大的驚魂，給元氣未復的世界更深的喪元！

更何況，歷史不該也不會忘記，填滿了魔巢金庫的財寶，有一大部分來自于美國財團網絡圖片

多年以后，還有一些學者，包括羅伯特·盧卡斯、保羅·克魯格曼、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等經濟學巨擘們，試圖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翻案，包括但不限于：法案提出時大蕭條已經發生、外貿占GDP總量較低、負面效應有限、被報復性關稅擠出出口的商品能夠被國內消化，供需可以抵消……

他們的很多觀點，也成為了從班農到特朗普這一連串“紅脖保護主義”可充門面的“理論依據”。

對這些觀點，有更多的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反駁，囿于篇幅，這里就不再一一舉例了，我們只需要知道一個現實就是：上一段的觀點不管測算有多精、分析有多厚、發刊人咖位有多大，仍舊只能停留在“翻案”的范疇。

就在當時，法案的提出者——斯穆特和霍利雙雙失去了在國會的席位，從此再也沒能回來，他們雙雙死于1941年。

就在現在，美國的參議院官網，還在說著該法案的通過是美國國會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行為”美國參議院官網

美國的“歷史”欄目，回顧起那些反對該法案的經濟學家，說了一句“they were right”History

《不列顛百科全書》如此記錄：《斯穆特-霍利法案》標志了美國的孤立主義Britannica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即將接替赫伯特·胡佛繼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就在那一時刻，面對滿地廢墟，如是感慨：“以高關稅為代表的對外經濟政策中的經濟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經濟蕭條曠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這一障礙，國際貿易才能恢復，我國的經濟才能從中獲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