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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之前一連串的重磅經濟新聞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首先是公布了國內GDP第三季度回落到6.5%，其中外貿順差的增長成為主要亮點。海內外媒體紛紛結合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對此都進行了重點報道。很多人都指出，外貿順差的增長更多是進出口企業為了應對關稅增加，將未來的出口提前到現在造成的結果，這樣的高順差很難長期持續下去。主管經濟金融的高級官員則也在上周末集體發聲，點明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方向。

中國這樣總量龐大的經濟體，內因總是推動宏觀經濟變化的主要原因。透過經濟數據中的這些噪音，可以看到，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信貸收縮的周期之中，經濟增長速度受到一定影響是很正常的現象，這是我們以前的文章中就充分分析過的問題。

同樣，我們在之前的幾篇文章里也討論過在信貸緊縮周期中，出于維持市場流動性的考慮，央行需要反周期的向金融市場“供水”，中央財政則需要通過給企業減負來承擔更大的責任，這些也都被財政部減稅和央行降準的新聞一一驗證。

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對一般商業周期進行調節的政策手段。如果我們把眼光再放長遠，透過眼前的商業周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未來的長期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將來自哪里？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當年改革決策的參與者執行者都會對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作反思，對上面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答案。而現在國內居民平均收入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中國能否繼續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來突破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則成為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

過去國內經濟學界在探討四十年改革歷程的主流觀點往往都集中在產權改革這個方向上，談論最多的話題是資本的所有權和處置權的問題。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許能夠給繼續改革的方向帶來新的思路。

回顧過去四十年，從1978年農村實施聯產承包制，到后來工廠打破大鍋飯和市場化改革，再到加入WTO的外貿潮和后來推進城市化的基建潮，這一切政策造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

在宣傳文章中，我們會常常看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兩個詞。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兩個詞的時候都下意識的把它們當做標語口號忽略過去，沒有細想。但是，如果仔細分析，這兩個詞實際上點出了過去四十年改革政策引發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

解放生產力，這說明生產力原本存在，但是被禁錮而沒有充分施展。比如在“大鍋飯時代”的80年代初，工人干多干少都拿一樣的報酬，盡管當時的工人的勞動技能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大多數人都沒有動力這樣做。直到開始推行“多勞多得”的政策，工人為了獲得更多的報酬，產量可以迅速增加，從而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

2017年12月18日，河南鄭州，二七區一處地下通道內，不少進城務工者打地鋪睡覺。（@視覺中國）

發展生產力的明確例證之一就是當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沿海地區外來加工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興起的時候，大量內地農村青年長途跋涉來到沿海地區，通過幾天的簡單培訓就迅速走上生產線，很短的時間內大批農村勞動力就變成了產業工人，生產出大量廉價的衣服鞋帽和塑料玩具。他們的薪水雖然微薄，但是依然遠遠超過當時他們在農村可能達到的最高收入水平。

生產力可以被“解放”和被迅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當時中國廣大勞動者接受了扎實的基礎教育，具備了基本的勞動技能或者可以通過培訓迅速掌握必要的生產技能。

今天看起來這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在四十年前，這樣一個接受過基礎教育的龐大勞動力資源提供給中國一個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的優勢。比如在1980年代初，中國人口的識字率接近78%，而同期印度人口的識字率則不足44%。直到2011年人口普查，印度人口的識字率也才達到74%，還沒有趕上30年前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水準。

整體人口的教育水平決定了勞動力素質，同時也決定了這個國家勞動力生產率的潛力上限。而在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潛力上限，要遠遠高于當時實際的勞動生產率（見下圖）。

如上圖所示，過去四十年的主要改革政策，是一步步的將中國巨大的勞動生產率潛能釋放出來，轉化成實際生產力。生產率潛力和實際生產率之間的差距其實可以被看做改革政策能夠帶來的經濟利益的最大值，在改革開放初期，只有政策對路，對于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就十分明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潛力也被一個個改革政策兌現，保證了四十年奇跡般的經濟成長。

改革開放的主要政策目的是將原有完全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經濟逐步實現市場化，讓資源配置更多的由市場供需變化來主導。改革政策最初的依據是實施了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更有活力，即在其他生產要素（土地和資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生產率高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勞動生產率。

理論上，可以通過數學模型計算出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高勞動生產率，即在固定的勞動力素質水平上，存在一個理論上的勞動生產率最大值，即勞動生產率潛力的上限。

實證經濟學中計算這個勞動生產率潛力上限比較復雜，所以這里采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近似的模擬中國勞動生產率上限的曲線。

通過經濟競爭力排名中的勞動力技能排名，我們可以尋找到勞動力技能和中國在同一區間的國家名單，然后在名單中排除有獨特自然資源、人口特別少、或者經歷過戰爭、動亂等較大動蕩的國家。

剩下的比較穩定的市場經濟國家配置資源的效率應該高過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由于勞動力技能水平接近，這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應當高于同樣勞動力素質水平下的中國勞動生產率。為了排除每個國家獨特國情對于勞動生產率可能的影響，對這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取平均值，代表改革政策完全達到目的以及資源配置效率最大以后中國可能的勞動生產率，即改革過程中，按照當時教育水平和勞動力技能水平可能達到的勞動生產率潛力上限。

但是上圖在反映了過去成就的同時，也將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展示出來。我國實際勞動生產率正在逼近其潛力上限，在現有的勞動生產率潛力上限的約束下，改革政策可能獲得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更加有限。

我們常常聽見有人說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其實就是因為新的改革政策，即使在順利實施的情況下，能夠帶來的效益也已經遠不如過去四十年明顯。而關于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討論，既是因為老齡化的問題，更是因為中國勞動力的實際生產率已經接近了目前生產率的潛在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