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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社會的執政領導人必須從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家族選出，會怎樣？如果那些執政領導人不僅已擁有更高地位、更多財富，而且他們的地位和財富增長得比社會任何其他人都要快，會怎樣？如果，即使他們已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那些領導人還是在每個街角要道上部署武裝警衛，會怎樣？如果那些領導人權勢通天，得不到制衡，又會怎樣？

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覺得這樣的政治體制令人困擾，任何社會都不會自覺自愿地接受如此令人反感的體制。執政家族即使一開始明智仁慈，他們會一直這樣嗎？有沒有任何專制控制體系能一直靈活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我們可以信任執政家族多長時間？從什么時候開始，那些仁慈的領導人會墮落為貪婪、自私、刻薄的剝削者？

奇怪的是，當涉及到全球治理時，很多觀察員居然認為這樣的情況不但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令人向往。如果把上面第一段文字中的“社會”替換成“國際社會”，“家族”替換成“國家”，“執政領導人”替換成“全球霸主”，那么這一段文字就不再是一連串疑問，而變成對美國主導的、單極時代的頌揚。對比一下其中措辭與約翰·伊肯伯里2005年的表述：

“美國的全球力量——軍事、經濟、技術、政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現實之一。此前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如此強大和無可匹敵。美國冷戰后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后十年間發展速度更是超越了歐洲和日本。美國的軍事基地和海軍力量遍及全球... ...現代歷史中首次有一個強大國家在全球舞臺上發揮作用，又無須擔心制衡競爭。世界已進入美國的單極時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震動了美國的單極時代，但一股主流的經濟學思想卻盼望它復蘇。彼得·特明和戴維·溫斯在兩人合著的《群龍無首的經濟》（The Leaderless Economy）中寫道：

“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或愿意擔任霸主的時候，世界危機就會爆發... ... 美國影響力減弱、世界舞臺后繼乏人，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經濟回彈乏力，且未來持續復蘇存在風險。”

在此方面，布拉德·德朗和巴里·艾肯格林等經濟學家繼承了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觀察者網注：霸權穩定論的提出者）的衣缽，與特明和溫斯相互呼應，將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美國不再有實力和意愿去犧牲自己，繼續承擔維護仁慈霸權的責任”。

為什么一向對專制制度深表質疑的學者們能如此欣然地贊同所謂霸權穩定論——即世界經濟只有在全球霸主的領導下才能以最佳狀態運行？如果世界霸權集中于某一國家是件好事，那么為什么在國家范圍內，霸權集中就成了壞事？為什么全球治理與普通的國家治理存在不同？

 
雖然斯巴達的軍事力量在公元前480年抵抗波斯帝國的溫泉關之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此役后斯巴達選擇不加入希臘城邦組成的提洛同盟。雅典作為實力最強的霸主，擔任起提洛同盟仁慈的領袖，但它很快從霸主走向了帝國。此時，斯巴達加入提洛同盟反抗雅典，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將雅典燒成了廢墟

當然，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區別在于，國際社會處于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國家內部卻有著清晰的社會結構和基本的國家機構——警察部隊、公共基礎設施、國防力量。伊肯伯里還說：

“美國不只是一個在處于無政府狀態的世界里發揮作用的強大國家，它還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

一國政府，應致力于提供最好公共產品上，把維持法律與秩序（另一種公共產品）的任務留給公務員。在國家體制內，我們的領導人可以從最有能力、而不是最具權力的人中選出；但在國際體系下，我們需要認同的領袖需完成的任務包括擔任國際警察——為此我們需要的，是擁有壓倒性軍事實力的超級大國。

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安全機構，專制統治就是合理的？我懷疑大多數觀察家會發現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困境。我們現在認為這些機構的存在理所當然，并不意味著它們一直都存在，或它們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安全機構是人建立的。如果我們能在國家體制內部建立安全機構，那我們也應該能在國際體系下建立安全機制。但是，我們甚至都不曾嘗試。相反，我們在國際體系下訴諸膝跳反應，只盼頭號大國（現在是美國，不遠的將來是否會是中國？）能擔任世界領袖，任其提供一切全球公共產品。為什么一個國家要在所有方面都做到全球最好：它要明智、仁慈；要在全球部署軍事力量；要穩定金融市場；要充當最后的修補匠；要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還要設置全球議程和維護國際秩序？也許保護世界免受索馬里海盜和朝鮮侵犯的，的確應該是美國；但領導全球制定貿易秩序和金融市場規則的，應該是新加坡；制定全球供應鏈標準的，應該是中國；領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應該是丹麥... ...

2013年，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在G20峰會上

從歷史上看，社會已經厭倦了家族王朝。在民眾心中，那些為我們安排好一切的領導人已不再適應這個時代。那么，我們作為全球公民應當如何防微杜漸？當仁慈的領袖墮落為流氓時，我們應當關注怎樣的苗頭？霸權什么時候會蛻變為帝國？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把什么日子定為美國的瑪麗·安托瓦內特（觀察者網注：法國大革命前最后一位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君主制的堅定擁護者，1792年巴黎人民起義后被囚禁并最終送上斷頭臺）時刻？

我們要如何選擇世界領袖？不同的責任應該由不同的領袖來承擔。要讓一個國際公務員團體獲得他們所需的集體力量，來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仁慈明智的領袖，而不是永遠仰望最強者。這樣的全球領袖，不僅是少數特權派的領袖，更是全球大多數人共同的領袖。

（觀察者網王璐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