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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之前保留制度的劃分標準是以種姓為核心，而種姓是印度從古至今社會結構的核心部分，它的成形、穩固、調整、再穩固歷經了上千年，對部落群體、不可接觸者、低種姓的排擠、剝削也歷經千年，而針對低種姓的彌補，實質也是推動社會變革努力的表現。

但是剛通過的憲法第一百二十四修正案將收入、住房等經濟標準作為在政治上“彌補”的標準，顯然與之前保留制度的初衷是不太相符的。在筆者看來，一方面，影響個人或家庭的經濟情況變量太多，變化速度也極快，干擾因素眾多；另一方面，不同于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帶來的長期性甚至是毀滅性的“機會不公平”的影響，經濟標準的劃分更多是結果導向的彌補。換句話說，之前的保留制度針對的是印度社會的“根”，而第一百二十四修正案針對的最多是階段性的“果”。針對暫時性的“果”進行憲法意義上的改變，其意義究竟在哪兒？

技術層面是否可操作？

倘若只從技術操作的角度，該修正案仍然面臨重大的考驗。首先，單單判斷、核查一位申請者是否屬于EWS群體就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尤其是核查環節，不僅需要審查申請者經濟水平是否符合要求，同時還要核查其是否屬于其它的保留種姓。對于印度政府來說，整個核查過程其實質就是查各項證明（Certificates），包括出生證明、收入證明、房產證明等等，而如果一個人屬于ST/SC/OBC任何一個保留類別，其還應該出示相應的有效種姓證明（Valid Caste Certificate）。因為修正案規定，EWS不包含任何已劃分的保留種姓群體。

整個看起來理論上似乎可行，但實際情況是，印度有大量屬于ST/SC/OBC這些保留類別群體的人尚未能取得相應證明。也就是說政府根本無法在程序上判斷一個人是否同時屬于EWS或是保留種姓類別。繼而就導致一個可能的情況，一個屬于表列種姓但未能取得種姓證明的人在申請政府職位或大學的席位時，完全可以依據考試結果的分數劃線來決定自己最終屬于哪個類別。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夸張，但是實際操作上完全有可能。

當地時間2018年9月6日，印度示威者街頭抗議，反對種姓制度法案。圖片來源：東方IC

更令人驚訝的時，暫且拋開此次的憲法修正案不談，筆者針對之前印度大學和公務員考試中關于使用保留制度的問題，訪問了身邊幾個印度朋友，而他們所經歷的真實情況似乎更令人擔憂。以上的整個假設及推斷過程并沒有考慮行政腐敗這一變量，直觀地來說沒有考慮到“辦假證”或“假辦證”的情況。

舉個筆者所聽到的真實案例：一個屬于一般種類的A同學，以97.5%的考試成績申請就讀印度某頂尖高校，而該高校的分數劃線為：一般類別為98.5%，表列種姓（SC）為97%，其它ST、OBC都低于一般類別的分數線。而高種姓的A同學通過多種手段短時間辦理了SC的種姓證明，非法占據本來數量就很少的SC保留名額成功進入該校。

而A同學的例子遠非個例或極端案例。增加一個新的EWS保留類別，雖說其只有10%的份額，但是我們無法想象在實際操作中會出現多少更多的、更復雜的腐敗案例。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依據修正案的初衷，那些本來經濟上落后而應合法享有權利的人，很可能卻因為賄賂成本過高而無法取得相關證明。這項針對經濟落后群體的修正案也極有可能最終變為幫助高種姓有錢人進入公共部門的另一捷徑。

此外，以上三個維度只是“就事論事”地分析了修正案本身，發現法案的實際意義或許并不顯著。那么顯然，該法案的政治含義較其所能帶來的潛在社會變革則就豐富得多了，而這一單集中體現在該修正案提案推出的時間點。除了面對2019年將迎來的大選，印度人民黨（BJP）未與議會任何黨派商討的情況下提交議會并力求通過該法案，從而穩固票倉。

其次，BJP趕在大選期間“行為示范守則（Moral Code of Conduct）”生效前提出，服務于選舉的同時又逃避選舉委員會的追責。“守則”規定，在選舉委員會宣布選舉具體時間安排開始，到選舉結束的整個過程中，任何黨派不得針對特定宗教、種姓、階層發布煽動性的演講和采取實質性的舉措，各黨派必須避免不利于團結和穩定的各項意圖和行動。而顯而易見地是，BJP所提交的該憲法修正案針對的正是特定的階層，因此該時間點的選擇極為“講究”。

截止筆者完稿，該憲法第一百二十四修正案仍在等待總統的認可與簽署。而就在該修正案于議會通過的第二天，著名的“青年促平等”（Youth for Equality）非政府組織已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認為該修正案違背了憲法基本框架且不符合最高院在1992年英德拉·薩赫內（Indra Sahney）一案中針對保留額度的判決。1992年印度最高院在薩赫內告聯邦政府一案中的判決內容包括所謂的“保留帽（Reservation Cap）”，即所有公共部門所提供的保留份額不得超過50%，而此次修正案通過后，該保留份額達到了60%。該修正案是否能通過司法審查，其最終命運走向還待進一步觀察。

最后，拋開所有的關于選舉爭奪、政治手段或憲法精神的爭論，以及暫且忽略法案未來的實際效果，筆者關注該修正案的另一核心理由在于，它的提出本身就已經有意或無意地釋放了某種信號，且具有深刻的內涵。上文提到劃分EWS群體的經濟標準也許并不合理，但是以收入等經濟指標來劃分階層本身卻具有重要的意義。要知道，這是印度首次在憲法層面上以經濟收入這樣的結果標準來劃分群體，這不僅在法律上承認了經濟落后階層的現實存在，且一向強調“過程為王”的印度卻首次在法律層面強調了社會發展“結果”的重要性。無論是怎樣的制度安排，社會發展的結果需要一個個客觀的指標來衡量，而賦予這些指標以憲法的意義，不得不說印度又急速地邁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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