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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的潛在威力

首先，對于符合CAA要求的6大宗教群體數量，目前尚未有準確的統計。根據印度內政部向聯席議會委員會提供的記錄顯示，目前該6大宗教群體中已經向印度當局提交庇護申請的人數共31313人，其中印度教徒25447人，錫克教徒5807人，基督教徒55人，佛教徒2人以及拜火教徒2人。[4]當然，這些只是官方登記在冊的，實際應遠遠超過3萬人。

其次，CAA并不簡單是一個孤立修正案，對其意圖的探究需要結合早前在阿薩姆邦完成的“國家公民登記冊”（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 NRC）。

NRC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用于阿薩姆邦合法公民的登記，于2013年開始進行新一輪的更新，并最終在最高法院的監督下于2019年8月公布了最新表單。

NRC目前只應用于阿薩姆邦的原因在于，該地區族群種類與族群關系極為復雜，包括說孟加拉語或阿薩姆語的印度教群體、部落民群體以及穆斯林群體等，且長期以來該地區飽受非法移民和所謂 “外來者”的困擾。

NRC名單登記需要阿薩姆地區居民提供一系列證明性材料，證明其本人或直系親屬在1971年之前來到阿薩姆地區，包括出生記錄、選民卡、移民局證明等，而NRC的最終出爐也意味著將正式區分合法居住者和非法居住者，并對后者實行強制性的驅趕或遣返等措施。

如此浩大的工程顯然對于印度的行政執行力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包括一些軍人、醫生以及公務人員在內的世代居住者都并未出現在2018年NRC初始名單上，被視為“非法移民”，需要進一步向外國人法庭（Foreigner Tribunal）申訴。排除行政疏忽或操作性的失誤，2019年的NRC最終將約190萬的居民視為“非法外來人口”，其中來自孟加拉國等地的印度教徒約50萬、穆斯林群體約70萬。

因此，CAA的正式推出也意味著這些被排除在NRC外的近50萬印度教徒可以依法以“宗教迫害”的理由申請正式公民身份，進入NRC；而剩下的近70萬名穆斯林群體則繼續進入冗長的司法訴訟和審核，無法享受印度公民待遇。

最后，“NRC+CAA”的組合更像是一個篩子，篩選出符合政府要求的公民。內政部長阿米特·沙在今年10月的議會討論中提出， NRC應該不僅適用阿薩姆邦，政府正考慮將其應用到全國范圍內。而今CAA的正式通過也意味著，倘若之后全國范圍內被排除在NRC以外的印度教徒都可以依靠CAA申請獲得公民身份，而穆斯林群體則進一步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這種“NRC+CAA”的組合拳似乎才是此次修正法案所帶來的潛在殺傷力。

在古瓦哈蒂舉行的反對CAA的抗議活動中，抗議者燒毀了木塊和圍板。（圖/ANI）

三、印人黨的真實意圖：“向前看”還是“向后看”？

內政部長阿米特·沙在闡述政府推動該議案的理由時，將整個背后的邏輯起點放在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因采取宗教標準而造成印巴分裂后的慘痛結果，而印度人民黨政府為彌補常年在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國家受宗教迫害的非穆斯林群體，才力推該項公民身份修正法案。換句話說，印人黨政府的邏輯是一種高尚的“善”對國大黨歷史上的“惡”。

不過，阿米特·沙的邏輯起始點立即遭到了國大黨的反對，人民院議員沙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認為內政部長“沒有好好上歷史課”，并解釋說，在整個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國大黨始終堅持未來的印度應具有多元代表性，反而是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和穆斯林聯盟（由真納領導）于1935年提出印度教徒和穆斯利教徒屬于兩個不同的國家，從而帶來最終慘痛的結果。

無論是善也好，惡也罷，二者的論述都反映出一個根本性的抑或說老生常談的議題——印穆沖突。

若跳出修正案內容本身，筆者認為印人黨此次推動法案恰恰本質上圍繞著印-穆裂痕，同時具有短期性的和長期性的兩個意圖。

短期意圖表現在，法案推出的時間以及印-穆話題似乎最能滿足轉移國內觀眾視線的現實需求。

CAA不僅僅服務于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6大宗教移民群體，此法案在莫迪第二個任期內推出更大程度上為了短期內引導社會輿論焦點，尤其避免過度關注當前國家經濟發展乏力的現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