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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當我們早已習慣了與諾貝爾獎絕緣的體質之后，2019年的經濟學獎不禁讓很多國人感到疑惑。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減貧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了70%，反貧困成就也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作為減貧成就最突出的國家，竟然也無緣這次因減貧研究而獲榮譽的經濟學獎，豈不謬乎？此種疑慮使得今年的諾貝經濟學獎獲得了極大的話題性和關注度。

盡管諾貝爾獎在各種獲獎榮譽中備受推崇，但是其含金量卻存在較大差異。關于諾貝爾獎，一直存在著這種看法，如果將其分為兩類：作為獎勵給對人類自然科學進步作出突出貢獻的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獎引起的爭議很小，被認為含金量最高。相比之下，和平獎、文學獎以及后來設置的經濟學獎卻富有話題性和爭議性，尤其是意識形態等因素總是縈繞其中，以至于和平獎獲得者時不時能夠讓人大跌眼鏡，文學獎讓人尷尬，經濟學獎被調侃為諾貝爾政治經濟學獎。

這也難怪，就像自然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之間的鴻溝一樣，前者因為具有一定的客觀標準性或可被驗證性，很容易超越國界而獲得同行認可。而社會科學研究則總是飽受代表性、價值傾向性的質疑，盡管社會科學的開創者倡導價值無涉，但是受研究對象、研究者經驗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用一把客觀的標尺丈量復雜社會，無異于天方夜譚。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三名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照片顯示在屏幕上。新華社記者 鄭煥松/攝

回歸到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他們為減貧事業的努力還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客觀地講，如果以中國的減貧研究和經驗為參照的話，幾位獲獎者的觀點或者方法有何新穎或者獨到之處，確實乏善可陳。中國的反貧困研究遠比其中兩位獲獎者《貧窮的本質》一書呈現的更為豐富和有啟發意義。

在轉型與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貧困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從溫飽意義上的絕對貧困轉向了發展意義上的相對貧困。而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國的貧困問題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樣態。所以在新時期，隨著貧困治理任務的變化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政府為了完成在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在吸納以往反貧困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對反貧困政策進行了深度整合。以精準扶貧為代表的新時代反貧困戰略更加注重對貧困人口的精確瞄準，其核心目的在于“找到‘貧根’，對癥下藥，靶向治療。”

在貧困治理對策方面，本輪貧困治理將教育脫貧、醫療保險和救助、住房保障、產業發展、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舉措納入反貧困戰略，形成了大扶貧體系，進一步彌合以往社會救助與扶貧開發兩套相對獨立運行的政策系統之間的裂隙，從更深層次提升貧困治理績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精準扶貧不僅是綜合性的反貧困政策，也是解決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的重要社會政策。

中國的政治體制便于通過動員各界力量來集中精力辦大事，精準扶貧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其一，國家通過分解貧困治理任務、簽署責任狀確保將各項任務均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其二，通過政治動員，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結成對口幫扶單位，強化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輸入力度；其三，通過行政動員等手段，讓體制內干部下沉到基層，參與一線反貧困工作，強化基層治理能力；其四，通過廣泛社會動員，企業、社會組織等發揮自身優勢，參與農村反貧困……

這是中國特色反貧困的重要經驗，國家通過一系列動員手段及政策組合迅速強化了農村地區的治理能力，讓精準扶貧政策落地有了一定基礎。在政策實踐中，由于精準扶貧是中西部地區各級政府的中心工作，不僅能夠集中較多的人力資源和政策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事特辦、優先解決問題的權利，這些都保障了政策貫徹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能夠得到及時回應，同時也便于政策靈活調整以適應復雜的基層實踐。讓最先進的治理理念在貧困地區落地，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政治體制的充分動員而變得可能，充分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這些反貧困政策舉措在減貧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是一些社會科學實驗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我們并不是否定幾位獲獎者的貢獻和努力，我們承認并認可他們的研究，但是也不能因為沒有拿獎就妄自菲薄，抑或失去自信。受制于評獎規則，比如有資格進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來自歐美國家，以及語言、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認識和認可，因此在評獎中往往面臨各種傲慢和偏見，處于劣勢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研究就不值一提，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