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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盧荻、盧映西、李民騏、劉世鼎和老田圍繞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關系進行了激烈討論。討論的焦點之一是勞動保護不足和“超剝削”現象是否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幾位學者的真知灼見，引發廣泛關注。但在筆者看來，討論中涉及中國整體體制的觀點尚未展開，生產力視角下的邏輯未能獲得充分關注。因此筆者嘗試從整體體制和生產力的視角，對現有討論提供一個補充性的探討。

一、共識：“超剝削”的概念、存在性、影響與去向

討論中提及的“超剝削”或“超級剝削”一般是指勞動報酬低于勞動力價值的情況，依據其實現方式的差異，“超剝削”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所獲報酬低于其勞動力價值——現有討論中多指這種形式，本文也主要從這個方面進行探討。第二種形式：資本除在初次分配中拿走剩余價值m外，還將剝削延伸至勞動者生活領域，拿走勞動者報酬v中的一部分，導致勞動者實際工資和最終可支配收入低于勞動力價值。老田的觀點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第二種形式的“超剝削”。筆者認為這種形式的超剝削同樣需要從整體經濟體制和生產力的視角上重新認識，但受篇幅和精力所限，本文集中討論第一種形式的“超剝削”。

第一種形式的“超剝削”一般與“農民工”的非正式就業有關。在政治經濟學中，這種情況也被稱之為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可參見潘毅和孟捷兩位老師的系列研究）——勞動力的雇傭在城市，勞動力的再生產在農村，城市就業所獲的勞動報酬只是家庭勞動力再生產支出的一部分，低于其勞動力價值。如果按城市生活成本計算農民工家庭生活的勞動力再生產支出，其勞動報酬與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差距還會更大。這種“超剝削”現象可能不僅局限于“農民工”群體。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入也加劇了城市就業壓力，抑制了城市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從而導致中國工資水平整體偏低，部分城鎮勞動者工資也低于其勞動力價值，形成城鎮勞動者的“超剝削”。討論中關于“血汗工廠”的普遍性，李民祺老師與盧荻老師存在爭論。其實，“血汗工廠”的概念相對模糊，難以確定其存在范圍的大小——但是，如果按勞動報酬或家庭收入低于勞動力再生產價值來考察“超剝削”的范圍——可以確定，我國的“超剝削”情況的確在很大范圍內存在。這方面，張晨和馮志軒的實證研究具有較好的參考價值（張晨、馮志軒：《資本積累視角下的勞動力價值:識別、測算與中國現實》，《經濟學家》，2014年第6期）。

“超剝削”既有其增長效應，也存在明顯的危害。“超剝削”意味著低成本高利潤，一方面加速了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吸引更大規模的國外投資進入中國，加速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超剝削”和低工資的存在，也導致中國產業資本形成對低工資高利潤的“路徑依賴”，導致資本積累依賴低端技術的規模擴張，是中國制造業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重要原因，限制了生產力的提高。同時，大規模低端擴張的結果是在勞資結構上形成持有大規模資本的少數資本家與大批低收入勞工的對立，形成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收入分配的分化加劇了國內消費市場的需求不足，導致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國外市場和外國直接投資。因此，這種以“超剝削”為中心的低端增長模式亟需轉型，相應的“超剝削”問題亟需治理，改革其背后的體制性因也勢在必行。在這一點上，參與爭論的學者似乎沒有太大爭議。因此，可以說，爭論所關注的是一個正處于消失之中的體制框架、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筆者對這些體制、模式和結構的辯解，也僅限于思辨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資本主義的關系，并非支持這一體制的延續。討論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告別這一體制，如何治理“超剝削”，拿什么抵抗新自由主義。這也表明討論參與者的目的都集中于抵抗新自由主義，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筆者也希望在這個指向上與討論者進行建設性的誠懇探討。

二、是新自由主義導致的“超剝削”和高增長嗎？

涉及“中國的新自由主義”，需要做一個簡單的概念澄清。一般而言，新自由主義不再指具體某一個方面的政策，而是被視為一種整體性的社會體制，即積累體制或積累的社會結構（SSA）。中國是否形成了整體性的新自由主義體制，學界存在不同觀點。如大衛·哈維評析了中國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而大衛·科茨則列舉了中國“抵抗”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幾個具體方面：“也許在新自由主義趨勢方面，最重要的一個例外就是中國。通過以市場力量和私有企業逐步取代中央計劃和國有資產，并向世界資本市場開放，中國從1978年開始打破政府社會主義。然而，與新自由主義模式相反的，在中國，通過旨在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積極的宏觀政策、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對主要銀行實行國有、一個明確的產業政策以及政府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的管制，國家依然保持其結發展進程的控制。中國引進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廢除社會福利項目和政府教育資助，并將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國有企業私有化”。簡言之，科茨認為中國存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但是尚未形成整體性的新自由主義體制。本文提到的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均指上述政策因素，而非整體性體制。其實“中國的新自由主義”這個提法，其使用范圍主要限于部分左翼學者，真正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往往認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還不夠“合格”。

討論中似乎已經形成這樣一個共識，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國企業改制（私有化）、招商引資，以及勞動保護的不足等“新自由主義”導致了“超剝削”和低工資背景，從而吸引了大規模的外國直接投資（關于外資所占份額的大小也存在爭論），加速了資本積累，形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簡言之，中國追求高增長的新自由主義導致了中國的“超剝削”和一系列危害。這一認識似乎沒有遭遇太大的分歧。然而細究其中的邏輯不難發現：一旦這種認識被確立下來，結論的基本方向就已經大致確定——如果“超剝削”及其危害都是“新自由主義”導致的，那么，中國的高增長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因此，治理“超剝削”的對策，也必然指向抵抗新自由主義的階級斗爭——其他的爭論只是認識角度或具體細節的差異而已，不再影響結論的大致方向。然而，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筆者認為，上述認識可能忽略了背后的生產力邏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歷史，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校正其中的片面性，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考察中國經濟體制的整體性視角。

上述觀點隱含這樣一種邏輯：低工資本身就具有吸引資本流動，擴大生產規模，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按這個邏輯，落后地區以低工資參與全球產業分工，似乎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中國學者一般將這種邏輯視為經濟增長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長期接觸“比較優勢戰略”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國內學者，也更容易接受中國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結論。然而，事實可能沒有這么簡單。在這個問題上，中印比較的視角可能有助于我們澄清相關誤解。

李洪彬等人比較了“亞洲五國”的勞動力成本。同時，程姝等人也比較了中國與印度的城市化水平。兩方面數據的對比，明顯不符合上述“比較優勢”邏輯。我們可以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明顯高于中國，中國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但是，這一時期中國的城化率卻低于印度，且并未顯示出明顯的趕超趨勢。然而，在1990年前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并超過印度，中國不再具備超過印度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但是，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明顯加速，中印之間的城市化水平形成明顯的差距。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制造迅速崛起成長為“世界工廠”的關鍵時期。

圖1 亞洲五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化

來源：Hongbin Li, Lei Li,Binzhen Wu, and Yanyan Xiong,“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2,26(4).

圖2 中印城市化水平的比較

資料來源：程姝、韓學平：《印度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的啟示》，載于《世界農業》, 2013 (4).

其實，簡單追究其邏輯就會形成這樣的疑問：全球范圍內工資和收入水平低于中國的國家和地區廣泛存在，為什么大規模產業擴張只出現在中國？尤其是中國收入水平的上漲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已經逐步超過了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這些同樣具有人口優勢的國家為什么沒有像中國這樣迅速發揮出來呢？也許有的學者會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實行了自由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種觀點同樣經不起推敲：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政策執行最為徹底的國家并非中國，而是拉美、東南亞和部分東歐國家。而這些國家的狀況，不僅沒有超過中國，甚至不如其他未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發展中國家。

所以，低工資和“超剝削”也許在中國模式的起步階段充當了“必要條件”。但是，并不能成為其“充分條件”。理解中國大規模的產業擴張和高速的經濟增長，解釋這種增長形成的生產力進步，僅考慮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是明顯不足的。新自由主義遠不能概括中國經濟體制的全部，無法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生產力提高。這里尚未被考慮的因素，才是中國“抵抗”新自由主義的關鍵。而這些因素，在現有的討論中似乎尚未涉及。其中大家關于國有經濟份額的討論也難以回答這一問題。更進一步，國有經濟同樣存勞動代理和勞務外包等非正式勞工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國的“超剝削”——即使認為國有經濟的勞工狀況優于其他所有制，對“超剝削”具有抵抗作用，也難以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獨特性。因此，國有經濟的作用不應局限于其對勞資關系的影響，而應考慮其在宏觀經濟動態穩定中發揮的作用。這一點暫不展開——現在需要解決的是在國有經濟份額之外尋找中國區別于新自由主義體制，推動經濟增長的體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