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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曉兵】

六月以來，香港特區修例風波持續蔓延，暴力活動不斷升級，甚至局部出現暴力恐怖行動，極端政治力量的行動嚴重干擾香港特區正常的社會秩序，也自暴自棄地毀壞香港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為何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正常立法活動，到頭來卻逐漸演變成為沖擊占領立法會和激進的街頭政治運動？

對于香港這座世界和區域的金融中心、經濟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并一直以法治傳統為傲的國際樞紐城市而言，為何深深陷入被暴力活動綁架的政治風暴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我們該如何認識就香港這場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運動？香港修例風波將以何種形式收場？這里就從幾個層次來展開分析和探討。

香港修例風波持續蔓延是各種力量角逐的結果

第一個層次就是香港特區修例的立法活動本身。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發現，即便是擁有法治傳統的香港也在諸多法律制度上存有漏洞；且漏洞如此之大，以至于導致在臺灣被害的香港居民命案無法正常辦理，殘忍殺害女友的兇手陳同佳無法被追究刑事責任，大搖大擺逍遙法外，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正當法律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法律公義淪為一句空話。

無疑，香港特區政府意識到了這個現實難題。如不能及時完善和填補，就無法讓兇殘的嫌犯接受應有的法律制裁，也有悖于香港所珍視和恪守的法治價值和法治傳統，這是港府啟動修例的正當性。

2018年3月2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行政會議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既是為處理發生在臺灣的陳同佳謀殺案，也可以堵塞香港整體刑事事宜協作制度的漏洞。

截圖來自港媒

只是，時至今日，隨著修例風波的蔓延擴散，社會關注焦點早已經轉移至殺人犯之外的政治話題，被殺害的香港女孩潘曉穎及其家人的主張和訴求早就被香港社會忽略和漠視。修例活動成了一個可以被各種政治力量炒作和點燃更大政治風浪的導火線而已。由此看來，香港社會在法治面紗背后的確還存在著令人難以看透的一面。

第二個層次是要弄清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運動背后的深層次社會原因。修例風波持續蔓延，夾雜著街頭暴力，還裹挾著各種情緒宣泄和政治訴求的表達，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也讓外界看到香港社會隱藏的諸多矛盾。

香港為什么會因為修例這樣一個政府主導的立法活動而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內耗之中呢？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傳統產業衰退凋敝導致產業空心化和經濟結構日趨單一，高端產業優質資源集中壟斷現象嚴重，金融業收入頗豐但是專業門檻較高、可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房地產行業話語強勢、持續霸道畸形發展，導致廣大居民居住狀況長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年輕人不乏就業機會但缺少上升空間，薪資水平多年不提升調整，上樓無望（注：在香港，“上樓”指買房）。

同時，內地經濟蓬勃發展、產業整體進步提升，讓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產業分工不再是簡單的垂直分工，而是轉換為平行合作與競爭關系，這是世界經濟與產業全球化背景下許多發達經濟體都要面臨的問題，香港同樣面臨著重大產業轉型帶來的各種危機和挑戰，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細致梳理并認真對待和解決。

現在，世界經濟整體復蘇乏力，香港作為世界上重要的貿易和商業中心本來就面臨著非常不利的外部大環境，可以說很多行業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面臨競爭激烈苦苦掙扎的狀態。當下曠日持久的街頭抗爭，動輒讓航班停飛機場關門，一些國際會議和展覽的組織者紛紛推遲活動，抵港旅游休閑購物的人流也大量減少，不時發生的極端暴力活動已經給香港帶來百業蕭條的效應。面對香港亂局和嚴峻形勢，不少產業界人士擔心，如此下去，香港不僅將面臨經濟危機，甚至會面臨生存危機。事實上，香港街頭抗爭自暴自棄的破壞行動更像是一場自毀前程的瘋狂，不僅于事無補，更是加劇香港社會矛盾，而讓香港持續沉淪而不能自拔。

第三個層次是香港對內地的認識存在刻板印象，特別是對內地法律制度和法治實踐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偏見和誤解。修訂《逃犯條例》這一正常的立法活動，加劇了香港社會內心深處所隱藏的種種擔憂，讓修例活動成為引爆各方集體發聲的導火索，進而通過街頭運動釋放。

事實上，近些年隨著法治國家進程的深入推進，內地法治氛圍日漸濃厚，法治實踐的政治生態得到重建，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于法治的要求和體驗都呈現出積極的態勢，法治實踐發展水平實現了長足的進步和提高。特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為法治實踐基本目標，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局面初步形成。然而，在香港回歸祖國22年之際，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事宜依然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如今更是引發香港對內地法治的不公評價和堅決拒絕，的確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

無論從哪個方面進行評估，回歸二十多年一直讓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因為簡單拒絕而擱置就足已讓兩地法律人感到汗顏。內地和香港在各領域迅猛發展的態勢和兩地頻繁交流的現實根本不可能被那些冠冕堂皇的歪理而阻擋，兩地的法律制度都必須隨著社會發展的節奏不斷完善并展開創造性的法治實踐才是大勢所趨。

但透過這次風波，實際上香港自身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實踐無法跟上“一國兩制”發展的態勢，甚至與國家在新的歷史階段對香港的期待存在著一些落差。香港回歸要實現憲制秩序的重塑，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是自然而然的事，填補法律制度的空白，讓既有的法律漏洞及早補上，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建立制度上的對接非常必要。平心而論，憑香港和內地法律界的專業水準，憑兩地法律人士對法治實踐的基本良知，找到一個可以被兩地所接納的辦法是毫無問題的。

黎智英（左）、李柱銘（右）等反對派頭目曾疑似到飯店“包場”招待外國人士 圖片來自港媒

事實上，如今為“反修例”風波煽風點火的反對派，曾經正是呼吁香港和內地簽署引渡條例的一些人，且不論其立場、目的為何。香港回歸之初，發生震驚全港的“張子強案”，香港法律界人士就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其出發點是為了讓香港居民在內地犯案而可以被引渡到香港受審。當時，在香港特區立法會會議上，李柱銘就以“逃犯危害香港安寧”為由，向港府提出一項動議，即推動內地與香港之間相互移交罪犯。然而，在這次香港特區的修例活動中，李柱銘卻在港媒發表文章，大肆抹黑特區政府的正常立法活動。他危言聳聽地寫道，“移交逃犯的修訂將會把綁架合法化，更會摧殘香港這個自由城市”。

這次香港特區修例既為香港與內地、澳門、臺灣之間展開司法合作提供制度支持，也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區際司法協助模式、發展“一國兩制”實踐的需要。早在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就簽署《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1999年6月，雙方簽署了《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2006年7月，兩地又簽署了《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在香港回歸20年之際，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會談紀要提出了全面構建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機制的共同愿景。2016年12月，內地與香港簽署了《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證據的安排》，2017年6月又簽署了《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香港與內地之間應該采取有效舉措，盡快填補刑事司法協助安排的空白，早日實現兩地司法協助。這將為香港建設亞太國際法律及爭端解決中心提供有力支持，同時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法律服務和有效保障，為內地和香港經濟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提供更加堅實有力的司法保障。然而，從立法會內部的沖突到街頭抗爭和暴力不斷升級，導致這一正常立法活動被生生阻擊下來。

第四個層次就是，為何香港修例風波會呈現出暴力化的傾向。從香港非法“占中”活動實施過程中尚能維持非暴力的基本態勢，到旺角暴亂升級為暴力性街頭抗爭，再到今天的修例風波，香港社會運動越來越顯示出暴力化的傾向，這一演變軌跡是觀察和思考香港社會問題的重要角度。特別是7月1日通過沖擊立法會的方式實現了對立法機構的占領，不僅成功阻嚇了立法會修例的繼續展開，還創造了香港社會運動的一個記錄，將臺灣的“太陽花”模式復制到香港。

香港回歸20年，格局已悄然改變

對于此次修例風波，我們恐怕還要認識到這與香港在回歸20周年之際所形成的的嶄新局面有密切關系。在過去兩年內，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解釋基本法對宣誓問題作出明確表態后，再經過紀念香港回歸20周年的洗禮，讓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實踐更深刻全面的認識，這樣的歷史時刻也讓我們有機會對以前的一些做法進行一定程度的糾正，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進行了補課。香港特區的社會治理和政治發展出現了一些緩和的局面，凝聚共識改善民生致力于穩定發展的良好態勢也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漸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