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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第五次“人大釋法”之后，梁頌恒、游蕙楨等議員因宣誓環節的“辱華辱國”言行而被取消資格，立法會另四名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和姚松炎因為宣誓違法也被法庭撤銷（即DQ，Disqualified）立法會議員資格。此后2018年香港立法會補選中，這四個原屬泛民后遭取消資格的議席被建制派奪回兩席，泛民僅保住兩席。這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人大釋法”的權威得以確立，其基本內容得到了香港社會的接納，并在香港的司法過程和和選舉活動中催生了新的共識。

另外，香港特區法院對違法“占中”的很多案件也陸續做出了宣判，一些非?；钴S的骨干分子都受到了相應的法律懲罰。這種變化讓我們看到香港特區社會環境的一些轉換。但這種轉換讓反對派感到非常的擔心，他們擔憂自己的力量被逐漸削弱，生存的政治空間會遭到擠壓，政治地盤會不斷被“蠶食”。對于激進的政治力量來說更是如此，因此他們一定會處心積慮地積聚力量尋找機會，以便為日后的反彈做足準備。

還有，香港立法會曾經陷入到一種半癱瘓狀態，亟需在制度上進行建設性的改變，為社會治理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撐。過去的兩年間，香港立法會終于實現了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基本目標。這是治理香港特區立法會的有效之舉，避免由于立法會內部反對派肆無忌憚的運用集體缺席會議、不斷清點人數等方式搗亂議會正常運作，頻繁制造“拉布”和流會，從而導致一些民生議案，如房屋建設、交通基建等議案在立法會中無法正常審議。這對于遏制反對派癱瘓立法會運作，讓立法會的運作逐步重回正軌具有重要的意義，被視為香港特區立法會由亂而治的一個轉折點。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圖片來自港媒

此外，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的順利實施，也為“一國兩制”的拓展及基本法的實踐提供了成功范例。特別是在基本法實施20多年的時候，結合重大民生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個發展基本法的途徑。在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中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初期，不可能考慮到日后各方面的建設和制度設計問題；但隨著社會發展，香港與內地聯系日益緊密，修建高鐵提上議事日程，亟需在制度層面進行相應配套和突破。但在實踐中，簡單依靠基本法規定辦事并不足以解決這些難題。香港和內地又不能面對這些問題無動于衷，特別是針對“一地兩檢”這樣的新問題，正確合理的思路是不能讓法律實踐淪為機械操作、甚至變成解決問題的障礙，而是應該通過創造性的法律實踐推動問題解決，開創更加成熟的法律實踐。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發展規則、沉淀規則，為未來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制度支撐。

“一地兩檢”的制定過程中，“三步走”的程序設計非常巧妙地解決了現實難題。首先是香港和廣東之間就口岸區的設立、范圍及管轄權、應急處理、爭議磋商等機制達成《合作安排》并簽署協議，然后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批準“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最后通過香港特區本地立法來進行落實。這種做法實際上開創了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這樣一個先例，也為之后馬上就要全面展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制度突破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和準備。

當然，在港珠澳大橋修建中，我們也必須看到存在的問題。這座總長約55公里的大橋歷經5年規劃、9年建設，是中國建設史上里程最長、投資最多、施工難度最大的跨海橋梁，跨越伶仃洋，連接香港、澳門和珠海。雖然建設中克服了很多技術難題和制度難題，比如水域管理、環保問題、施工安全、建設標準以及投融資模式、警務合作等等，但仍留下了一些沒能突破的問題，比如通關模式是“三地三檢”，未能從廣深港高鐵的“一地兩檢”發展出更有效的三地聯檢，僅在珠海和澳門之間采用了“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也正因如此，港珠澳大橋還不能無法充分發揮潛力，無法釋放出連接珠江口兩岸的樞紐工程的效應。當然，沒有實現更大的突破，也就避免了招來更大的非議和阻礙?？梢韵胂?，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后，一定要對通關模式進行優化，否則這項投資上千億的世紀工程、人類建設的奇跡，其社會效應和實際價值會在無形中被嚴重限制和低估。

與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以及港珠澳大橋通關模式相比，《逃犯條例》的修訂則是要實現制度上的突破，甚至要實現香港和臺灣地區、澳門特區以及內地在刑事協作制度上的銜接。當然，這是針對比較嚴重的犯罪，而且對于這類犯罪活動，如果要想實現逃犯引渡，需要滿足很多條件，包括實質性條件和程序上的要求。雖然是基于香港居民在臺灣的兇殺案、為解決追訴難題而需要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實現制度突破，但不僅僅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還要實現香港與臺灣地區、澳門特區、內地之間的制度對接和協調。這一設想的確在制度上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卻引發香港社會內部的擔憂和反彈，他們將對內地的誤解不斷放大，讓全香港陷入集體憂慮的情緒之中，通過反對修例運動不斷釋放和發酵，進而醞釀成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風暴。

港珠澳大橋 @視覺中國

2019年2月18日，《粵港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出臺，這意味著一個與以基本法實施為主要內容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相平行的新模式開始出現。這是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及港珠澳大橋的延續，以超大型工程項目建設帶動制度創新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新的發展動態，可謂環環緊扣，步步相接。客觀上形成了雙軌制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帶動港澳特區走向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過去以區分隔離為基調的“一國兩制”實踐將轉型為以協作融合為方向的“一國兩制”實踐，特區治理與區域治理的結合成為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主題。然而，香港的修例風波讓當下正如火如荼展開的“一國兩制”轉型的歷史進程遭遇重大阻力，極端政治力量不遺余力的抗爭試圖讓其戛然而止。這在另一個層面也意味著，事實上香港特區在這方面尚未做好充分準備。

香港問題，“攪動一池春水”

此外，香港修例風波的中還摻雜了臺灣因素。香港回歸20多年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從設想轉化為現實，也應該承擔起為國家統一做貢獻的責任，應該為臺港澳三地的“一國兩制”實踐提供經驗上的準備和制度上的支撐，但香港過去幾十年內在這方面做得顯然不夠。

同時，我們也通過這場鬧劇看到了臺灣島內對“一國兩制”堅決拒絕的頑固立場，對“一國兩制”的高度敏感、非理性認識和“污名化”相互交織。尤其是島內獨派力量更是對“一國兩制”有著莫名仇恨，出于本能的否定與抹黑。

今年1月2日，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要探索“兩制”的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并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系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意味著臺灣社會各界別、各政治團體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來就“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展開探討，參與到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來。然而，就是這個時刻，無疑加劇臺灣社會內部、特別是綠營“獨派”政治力量的極度擔心，他們恐懼以大陸現在的實力來全力推動“一國兩制”和國家統一目標的實現，將徹底揭穿獨派的政治謊言，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捅破了窗戶紙，“一國兩制”不再是臺灣的禁忌，而是成為臺灣未來的一種選項，因此民進黨當局想盡辦法對“一國兩制”進行持續攻擊，勢必尋找各種機會做負面文章。

港府啟動《逃犯條例》修訂實際上讓綠營嗅到了一個“戰機”。蔡英文政府趁機將此變成自己手中的槍和炮，無限放大詆毀，對“一國兩制”實踐瘋狂報復，觸動民眾敏感的神經；他們不僅瞄準香港《逃犯條例》修訂，還惡意將“禍首”引向北京。這也是為什么香港逃犯條例風波會鬧得這么大的原因之一。深層次來看，就是關系到臺灣當局的命運和前景，因此無論如何都要遏制住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實踐對島內民眾的輻射，想方設法阻止大陸啟動國家統一進程，不幸的是，香港成了戰場。

另外，我們還應該看到，今年初高雄市長韓國瑜非常高調的港澳深廈之行。某種程度上，這展示出島內明智的政治人物對于大陸所設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濃厚興趣和敏銳的政治捕捉力。韓國瑜這一行動本身就表明臺灣的未來在大陸，而大灣區是吸引島內政經精英的一個基本版塊。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實現把港澳特區和廣東連接起來融合發展的目標，而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又高度重疊?，F在大灣區內已經有不少臺資企業，臺灣同胞特別是年輕人未來的工作機會和發展空間都可以在這里獲得，而且，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的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高度發達的地區，作為高度繁榮和高水平生活質量的區域來打造。

韓國瑜的粵港澳大灣區之行揭開了臺灣和粵港澳大灣區之間聯動的序幕，行程本身無疑透露出政治意義，也讓臺灣當局內心非?？謶?，擔心此舉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他們非常清楚這個大勢是擋不住的。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有很多考量，既有已經擺在桌面上要不遺余力推進的部分，也有隱藏在桌面下的部分。不管臺灣當局看到與否、擔心與否、阻擋與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標的是世界水準，其發展結果之一就是有利于塑造兩岸融合發展和平統一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