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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實踐經驗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澳門于2003年初展開23條立法的起草工作，但由于香港在23條立法方面遭遇重大困難，為穩妥起見，澳門將23條立法相應延期。

2004年，何厚鏵在競選第二任特首時曾明確承諾，當選連任后即啟動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程序。

2007年6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在公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二零零九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的內容中明確提出“落實基本法有關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

2008年10月22日，行政長官何厚鏵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澳門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草擬工作，并展開為期四十天的公開咨詢，這意味著特區政府全面展開《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立法工作。

何厚鏵還特別指出：

“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是基本的憲政責任。為了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國家并沒有把內地的相關法律直接延伸到澳門特區實施，而是透過《澳門基本法》授權澳門特區自行立法，這是國家對澳門特區和全體澳門居民的高度信任。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全面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的必要舉措，亦是特區政府理所當然、責無旁貸的憲政責任?！?

澳門首任特首何厚鏵（任期1999年—2009年）（資料圖/CCTV）

2009年1月6日，《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在澳門立法會一般性通過。2月25日，立法會細則性討論及表決《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在經行政長官簽署并經刊憲后翌日（即2009年3月3日）正式生效。

《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制定頒布填補了澳門在這一領域的立法真空，與香港因為23條立法而引發的社會動蕩相比，澳門的《維護國家安全法》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成功的例證，為“依法治澳”和在此領域的“依法施政”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這既照顧到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殊性，又更好地落實了“一國兩制”原則。

正如澳門政府就《維護國家安全法》完成立法程序的聲明中所指出：

“特區政府一貫認為，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全面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的必要舉措，亦是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理所當然、責無旁貸的憲制責任?！毒S護國家安全法》在今天順利通過，終于填補了澳門特區在相關法律方面的空白。廣大市民在立法過程中所凝聚和展現出來的愛國愛澳情懷，亦將成為特區持續團結進步的重要精神財富。特區政府重申，特區政府將繼續嚴格依法施政，務必使《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得到充份的保障，確保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制定不僅為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特區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據并樹立了信心，也確立了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之間的政治互信。

2017年4月15日，第二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之際，澳門法律工作者聯合會專門舉行“國家安全教育座談會”，討論推動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更好地貫徹實施。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指出，雖然《國家安全法》沒有列入澳門基本法附件三，不屬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但是根據基本法以及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相關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是澳門居民的憲制責任和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也是推進“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

事實上，基于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確立和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成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對于國家安全的全新要求。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隨著港澳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的不斷豐富和深化，在國家安全問題上也需要不斷地進行再認識，相關的法律制度也需要根據新的情況進行完善。

2018年9月3日，澳門特區政府公報刊登了第22/2018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并規定該行政法規自公布后滿三十日起生效。其核心內容主要是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承擔統籌及協調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基本職責。

2018年10月5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崔世安在政府總部召開了委員會首次全體會議，會議就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組織建設工作進行討論，為澳門特區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供方向性指引。

澳門特區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資料圖/澳門媒體）

從澳門特區立法會制定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法》到澳門特區行政會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行政法規，這是澳門特區自覺履行憲制責任，將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義務落實到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成功實踐。

《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通過實施，意味著基本法第23條立法終于順利通過，使得國家安全問題有了基本的底線與攔網，讓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系得到協調?！栋拈T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定和實施，則對進一步落實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在機構上提供了保證，完善了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配套機制，構建起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體系和運作機制，使決策、統籌、協調、執行、監督和效果反饋等環節有機結合，從而依法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和澳門的社會福祉，在全面、準確實施憲法和基本法的基礎上，更有效落實《維護國家安全法》。

總結

綜上所述，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聚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主題，在港澳特區管治問題上作出新的表述，一方面表明中共中央意識到在香港特區管治方面出現了問題，暴露了短板，同時，也充分展示了中共中央對港澳特區在國家治理層面勇于承擔責任的決心和信心。

新的論述實際上也為港澳特區管治難題的解決——特別是國家安全立法措施的出臺——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既可以充分借鑒澳門的成功經驗，也可以鑒于香港特區一直未能主動承擔起基本法所賦予的自覺履行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現在又出現嚴重的管治危機，暴露出諸多制度上的漏洞，中央為此不得不出手，從國家治理層面出臺法律制度和完善機制。

在港澳特區國家安全這一重大問題上，作為執政黨，要有歷史緊迫感，也要展示出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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