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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予以了明確，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這就是我們這里強調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新憲制秩序守護者的角色意義之所在。

從上述全國人大常委會1997年2月23日的重要決定中可以明確推斷，《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這個香港原有的法律已經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進行的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審查，從而被采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庭卻在其11月18日的判決中指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賦予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下制定有關規例的規定不符合基本法，即該條例的部分內容不符合基本法。這就在事實上造成了法院直接行使判斷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權力，這實際上是香港高等法院對于自身權力的一種能動的擴張，也是一種不適當的僭越。

因此，高等法院原訟庭在司法復核過程中所作出的這一判決，未能遵照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其上述決定中所規定的程序展開法律實踐，從而造成了與基本法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之間的沖突。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在強調還特別指出，高等法院判決的內容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這同樣表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是香港特區新憲制秩序守護者的角色。因為香港特區基本法所確立是行政長官主導的憲制體制，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擁有廣泛的權力。

香港特區基本法（資料圖）

2015年9月12日，當時作為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在出席紀念《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時，以《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為題發表演講時就指出，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整個政治體制中，處于核心位置，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體制的最大的特征。

行政長官權力不僅限于領導特區政府，同時具有雙首長身份、雙負責制的責任，行政長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于特區權力運行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區三權之上起著聯結的樞紐作用。

我們考察香港特區過去二十多年實施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就可以發現，特區法院的司法能動實踐已呈現出一種常態化的趨勢，司法能動擴權不僅造成了行政長官所行使的行政管理權被嚴重削弱和限制的結果，還影響到香港特區治理的效果，也影響香港特區新憲制秩序重塑過程順利的展開及其發展方向，以至于在香港特區客觀上形成了行政權弱化，立法權異化，司法權擴張的現實，也造成了特區政府管制權威無法有效確立，特區治理無法有效展開的嚴重后果。

在此情形下，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承擔起香港特區新憲制秩序守護者的角色，避免在香港特區新憲制秩序的重塑過程中，由于對基本法規定的誤讀誤解和不適當的操作而導致各種各樣不應該出現的偏差，甚至出現嚴重的走樣和變形的操作與實踐。

另外，香港特區基本法第19條第1款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同時該條第2款又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這就意味著對香港特區法院在行使司法審判權的過程中，要清楚意識到其所享有的司法審判權本身是有所限制的。

事實上，香港在回歸之后，特區法院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的同時也享有了終審權，但是，其審判權的行使過程要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這是特區法院應該承擔和履行的基本憲制責任，也就是說香港法院的審判權不是可以隨意擴張的。

根據香港特區基本法第84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基本法第18條所規定的適用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審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而基本法第18條則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以及基本法第8條規定（參看前文內容）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如果法院試圖通過審判權的行使按照自己的理念對特區憲制體制架構進行塑造，甚至以非常能動的司法實踐（Judicial Activism）沖擊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的后果，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非常危險的舉動，這種做法可能會造成香港特區嚴重的憲制危機。事實上，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的時間里，香港法院因為一些案件的審判而導致香港特區發生憲制危機的情況屢有發生。

在回歸之初發生的馬維昆案中，被告人質疑臨時立法會不是按照《基本法》成立的合法的立法機關，因此提出臨時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因而是無效的。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認為，香港法院在1997年以前無權審查和推翻英國國會就香港的立法或英皇就香港作出的行政行為，因為國會和英皇是代表主權國的最高權力機關；與此同理，1997年以后的香港法院作為地區性法院也無權審查或推翻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這些主權機關的行為。這一判決雖然沒有直接援引基本法的規定，但總體上遵循了司法謙抑（Judicial Self-restraint）原則，尊重了全國人大的權威性，也遵循了《基本法》關于特區法院無權管轄國家行為的規定。

但是在之后不久發生的“吳嘉玲案”中，特區法院甚至試圖審查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判決中認為高等法院上訴庭在馬維錕案中關于香港法院無權審查全國人大的國家行為的看法是錯誤的，香港法院不但依據《基本法》有權審查立法會的立法行為，而且還有審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權力，甚至可以宣布后者的有關行為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