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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源安全和碳中和,面臨哪些機遇與難點?
分享到:觀察者網:就各國提出的碳中和目標,有一些人認為這些目標設得太晚了,到時候才碳中和的話,地球已經沒救了。另有一些認為這個目標設得太早了,將對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失,或者需要補貼很多錢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對此,您怎么看?
李志青: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我們要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能源安全各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這個平衡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不能讓我們的大氣環境突破它承載力的極限。這個極限國際社會已經劃了紅線的,2019年確定是將全球平均溫度上升控制在兩度以內,同時確立全球要將其控制于1.5度的目標。
目前全球范圍之內制定的碳中和戰略都是根據這個1.5度溫升目標反推出來,看還剩多少的碳排放量。所以在本世紀中葉,全球就必須要實現凈零排放,即碳中和,否則地球的溫度上升幅度會超過1.5度、達到兩度。超過這臨界點,在生態學和環境學中,意味著人類的自然生態環境可能會進入一個不可逆的破壞的階段。所以,我們必須盡快采取措施。
第二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我們在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也要兼顧到經濟發展的短期目標。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并不是只有環境這一個福利要素,我們還有教育、健康、醫療、民生保障等各種各樣的經濟發展的訴求和短期的發展目標。這些目標也需要很多的經濟投入。我們要平衡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和投入之間的關系。
3月31日,中國工程院發布《中國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及路徑》(圖源:央視新聞)
如果要把時間線再往前提,到2030年、2040年實現碳中和,意味著必須要在碳中和相關領域投入更多的資源,而且這種資源投入短期內不一定有很大的回報。這將會擠占掉其他領域的投資和投入,必然損害其他領域的利益,所以這個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要在大量損害其他領域的利益基礎上實現碳中和,可能碳中和本身就走不下去,無法得到最廣泛的支持。
我們還是要在這里面找一個折中點,既能夠讓有效應對氣候變化這個很大的危機,同時又能夠滿足每一代人當前的短期發展利益和發展目標,包括經濟增長。所以中國現在提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實際上就和我們提出的2035年初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脈相承的,更好的把我們短期的發展目標和中長期的氣候變化應對目標結合起來了。
當然,這里面最佳的結合點,就是最后能夠將氣候變化應對,碳中和的成本通過某種方式,譬如綠色金融的一些工具,將它轉化為長期增長的一些產業、一些福利、一些利潤。
觀察者網:我們應該怎么去找到這個折中點呢?
李志青:找這個折中點,剛好就需要經濟學這個專業了。經濟學里面有一種方法,叫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把所有的需求都放到一個模型里面,一個理論分析框架里面去,然后來看將一種資源投入到這個領域產生的收益大,還是投入另一個領域產生的收益更大。這樣,我們就能找得出每單位的資源最后應該投到哪個領域去。
這樣測算下來的話,2050、2060年實現碳綜合,到后期大概每年會影響我們的GDP增長百分之零點零幾,影響不大。這就相對比較平衡,相當于實現了碳中和的同時,還可以保持既定的這個經濟增長和既定的經營增長的目標。
觀察者網:您曾指出,中國采取的更多是“自上而下”的路線,而西方則是“自下而上”。您認為這個區別源于什么呢?對于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相關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影響,這兩個路線會產生什么樣不同的效果?
李志青:我們很多的方法、具體的工具,大致大同小異。但是,因為中國和西方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有區別,所以采取的路線還是有一定的差異性。特別是,我們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在于,除了市場要發揮決定性的資源配置作用之外,還要積極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碳中和需要市場和政府共同發力(圖源:“科創可持續發展研究院”)
中國人口規模這么大,市場體量這么大,各個地方發展差異性也很大,比如東中西部之間較大的差距。在當前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我們還是必須要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有效作用,不能純粹理解為市場決定一切的資源配置,而應該要把這兩句話完整地、統一地一起理解。
而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本來就屬于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性質的領域,就更要充分發揮就政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我們要把市場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上的作用發揮出來。中國現在采取的很多政策,既有政府的引導,又兼顧了市場的優勢。所以,我把它稱之為總體上“自上而下”的一種格局。
西方的治理,實際上也是政府發揮作用,但政府在提供這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更強調把市場中的每個個體視作獨立的個體,關注個體的需求,特別是企業、排污主體各方面的需要。所以西方的很多的政策、法律、制度,都是經過大量的上下和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因為市場主體之間有不同的意見。經過反復的博弈,最后形成一個相對來講各方感覺能接受的方案。
這樣的做法,對于整個社會異質性不是很強、差異性不是很大的社會來講,收入、發展階段異質性不是特別大的國家相對比較容易形成這種市場共識。當然,這里面也會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西方在早期大量解決了傳統生態環境問題之后,馬上就有了氣候變化問題,現在各方分歧很大,所以現在還處在通過“自下而上”,市場主體之間博弈談判形成共識的發展階段。
從美國就可以看出來,它的社會沒有形成完整的、統一的意見。這種方式可能在發展階段比較高的時候不成問題,因為有時間等,有時間開展博弈。但中國處在高速發展的發展階段,一等的話,可能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這里有國情和制度的差異。各國都需要選一個能適合自身發展特點、發展需要的模式。
從全球范圍來看,這兩種模式都有;發展中國家應該能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來制定一些相對比較成熟、沒有什么太大爭論空間的政策、制度。反過來,在一些發展程度比較高的一些地區和國家,還有時間等一等,進行充分的博弈。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方式來應對氣候變化。然而,氣候變化是個全球性的問題,單個國家不可能解決。考慮到當前國際形勢下,國家之間的互信下降,各國政府應該如何協調?畢竟如果某個國家沖到前面,可能導致產業跑到另一個啥都沒做的國家去。
李志青:聯合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提出一個重要的原則,我覺得還是很有用,叫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個“共區原則”,就講述了各國之間協調的基本準則。氣候變化、環境保護、能源問題等都是全球范圍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避開這種挑戰,特別是氣候變暖帶來的環境、生態危機。這個前提非常重要,是我們開展合作、交流、對話、乃至于競爭的基礎。
中國(紅)、英國(綠)和美國(紫)歷史碳排放(圖源:“CDIAC”)
第二,就是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同國家產業發展階段不一樣,經濟發展階段特色都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要用一成不變的統一模式來開展應對,讓一國做出犧牲,滿足另一國的發展需要,這個可能很難實現。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就是各國據此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應對措施和政策框架。其中提出了一個自愿原則,我覺得挺好,秉承共區基本準則。
在這兩條都滿足的情況下,各國之間開展協調,讓我們的行動能夠更好的逼近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所需要的目標。這條路子現在看起來很慢,其實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在2015年,當時還沒有碳中和的承諾,到2020年,中國、美國等國都做了相關承諾。這些承諾的依據還是嚴格的符合了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給出的路線圖和框架。如果我們沿著這樣一個方向,再往前走的話,可能還是走得通的。
觀察者網:許多企業似乎并沒有把ESG、應對氣候變化、控制碳排放等真正放在心上,他們對此做出的努力或許只是為了應付政策、應付投資方,而投資方可能也單純是響應政策;按照他們自己的本心的話,可能就根本不會這么做。您認為這種心理現狀對實現碳中和的影響大不大?同時,有可能改變他們的內心想法嗎?
李志青:這里面要分幾個層次。全球環境保護的政策一直是三駕馬車齊頭并進的。第一,就是法律法規,政府強制性要求企業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第二,就是用經濟激勵的方法,企業做了提供一點好處,不做就沒有,但沒有懲罰。第三,就是給企業做思想工作、宣傳教育,引導企業自愿、自覺去做。
當下,在ESG、碳綜合等問題上,單個企業從認識或發展水平的角度,還沒有達到自愿、自覺去做。這個原因在于全球范圍之內沒有形成統一的行業規范。
就好比企業雇一個人,就要保證他的用工權利、安全等大家都非常認同的概念,都不需要你去講了。前提是,政府還是要利用制度建設,包括法律法規的方式,對企業進行底線、合規性的約束。而碳中和、ESG這樣的問題上面,還沒有到利用法律、法規、制度進行完全強制性約束的階段,我國更多是利用第二種方式,提供銀行貸款、經營等方面的一些便利,通過激勵的方式鼓勵企業去做這個事情。
當然,有一些企業,比如上市公司,還有國資,當然要服從股東的要求,國資最大股東就是國家,股東要求你做什么,法律上也是講得通的。上市公司必須披露ESG報告,但也不會再披露出來之后,因為做的不好,就要面臨處罰;實際上,是通過市場“用腳投票”的方式去驅動企業。如果某個企業評級比較差的話,可能下一步融資就要面臨困難。這還是通過市場的方式引導企業。
但是到了下一步,比如說10年、20年之后,或許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變得更加緊迫了,需要立刻啟動碳中和,那個時候就不會出臺經濟激勵,而是合規性要求了。我覺得現階段我們還是處在跟企業講道理,提供一些補償和經濟激勵的階段,如果這種方式取得成功,制度建設和驅動就會變得更加容易。
很多大企業和大的金融機構,我覺得是非常自覺的去做這些事情,原因還真的不是政府要求,而是他們嘗到甜頭,比如賺到錢,或者通過這種機制防范住風險。企業和金融機構經營過程中面臨氣候風險、環境風險,要是沒有很好的管理,可能這個企業就會面臨資產的縮水貶值,乃至于“擱淺“,就是資產清零掉了。對于企業來講,風險的規避和利潤就是他們兩大驅動力。
ESG,指環境、社會與企業治理(圖源:第一財經)
未來,如果大家都接受了,可能慢慢變成合規性要求。目前法律上還沒要求企業一定要實現碳中和。除了一些危廢排放、有害物質排放是法律上有明文規定的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通過市場的方式加以激勵來實現。
觀察者網:在經濟學領域中,您是為何選擇專注綠色經濟,可否分享一下您本人的故事?
李志青:我念博士的時候,經濟學領域里面學的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當時剛好是本世紀初,人們對于環境問題的認識已經起步了,特別是在全球范圍之內。中國在此前不久出臺《中國21世紀議程》,制定21 世紀中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們也是在那個時候加入 WTO,當時全國范圍之內提倡環境保護為非常重要的議程,也進入到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
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對于環境保護領域里面的資源配置、政策制定,還有綠色經濟金融的發展比較感興趣。它與傳統經濟學有很大的差異性。傳統經濟學配置的資源主要是私人產品。在環境保護里面關系到則是公共產品的配置,特別是公共資源如何投入到環境保護、生態修復、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
后來,我完成博士論文之后,應對氣候變化、國家綠色發展戰略慢慢都出來了。我越來越堅信,這個研究領域有很大的應用空間,值得去探索。而經濟學本身,既依賴于理論研究,也依賴于這些現實實踐的進展。中國很多環境保護的實踐,包括政策和市場實踐,都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豐富研究素材數據資料。所以,我后來一直在這個領域堅持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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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李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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