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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鹿鳴】

歲末年初，經濟話題又成為焦點。無論是普通百姓在乎的錢袋子和民生紅利，還是專家、管理層關注的政策出臺和實施效果，大多爭論都圍繞著2023干得怎么樣、2024怎么干。

綜觀各項統計數據，足以支撐“國民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總結，但似乎與民眾個體的實際感受有所差距，所謂“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溫差”到底該怎么調適？

從2023年10月底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到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財政工作會議等，都在為2024年的經濟重點及專門領域的改革部署作規劃。

尤其是為2024經濟工作定調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強調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仍是主基調；供給側調整、鄉村振興、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振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等領域的實踐和總結，也不會缺席2024年的工作。當然，這些可能也將為備受外界期待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及重要文件發布提供素材。

45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自此改革的步伐從未停止。從歷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重要文件及其關注的重點內容來看，不難發現改革一直圍繞著“放權”與“讓利”展開：從“計劃經濟”到“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從“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到“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再到“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從“轉變政府職能”到“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再到“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

“放權”，是政府角色的轉變，從事無巨細、什么都管的“大政府”，到抓大放小、疏堵有秩的“強政府”。但“讓利”似乎不太好理解，誰給誰讓利？愿不愿讓利？怎么讓利？讓多少、持續多久、有什么影響？讓利是不是零和？諸如此類的爭論，左右著改革的步伐、力度甚至方向。

放權釋放紅利，市場經濟參與主體聞風而動

政府放權，就是對“準入”或“限制”名單的縮放及細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業增產增收，改善農民生活水平和農村面貌。價格放開、雙軌制并軌，盡管在短期內造成物價波動，但最終得以控制并維持價格穩定，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居民收入增長顯著。國企改革提升生產效率，企事業單位人力等資源也為私營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商品及服務出口、對外投資的鼓勵，以及對外資的逐步放開，為外貿企業和優秀產業資本拓展了海外市場，促進居民消費多元化，又進一步提升了國內企業競爭力。財政包干激發了地方政府積極性，各地經濟社會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緊接著，分稅制改革有效防止地方過激發展，同時也充盈了國庫，為中央在地區之間進行的財政轉移支付操作和區域性限制的破除提供財力保障，使得資源配置即兼顧了公平又不損失效率。

權力清單每更新一次，就會釋放新的一波紅利，滋潤著市場經濟，比如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準入”等一系列的深化改革措施。

這里需要特別說明，在我國的五級行政體系中，各級政府也作為“參與主體”，不同程度地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一方面，因為改革是分步進行的，政企分離需要時間，政府退出也需要合適的時機；另一方面，由于省市縣不同層級掌握的資源不均，且我國的東西部、南北方稟賦差異較大，對政府角色要求及其依賴程度也會不同。隨著改革深化，可以預見未來政企會實現分離。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有四點：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股份制，三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四是完備、規范、高效的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政府機構改革和角色轉變圍繞前三點展開，那么理想狀態是怎樣的呢？筆者嘗試描繪一下：

市場經濟的參與主體以股份制的公司為主，也包括其他個體、合伙制、集體制等形式企業。股份制公司的股東可以是政府、公民或組織，也可以是境外個人，當然也包括上述主體投資的企業。

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扮演兩個角色：一個就是國有企業的股東，即通過國有企業參與市場，從“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具體呈現形式為國資入股，包括獨資、控股和參股。國資入股，換言之就是允許民營資本及外資參與合作，國資的載體為國有獨資或控股的企業，各類市場主體均按照市場化方式參與股權收并購或減資退出等操作。

政府的另一個角色就是維護市場秩序和服務市場主體，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并不是指經濟體量或者比重占絕對優勢，而是指關鍵領域應由國有企業壟斷或占絕對優勢，其他領域則應該放開，允許其他資本進入。比如涉及國家安全、戰略性資源等重大領域由國有企業維持壟斷，其他領域都可考慮進一步放開，允許民營資本、國外資本進入，不斷激發市場活力。

資料圖/《瞭望》2023年3月

當然，有人可能會擔心這么多領域放開后容易出亂子，比如像過去價格放開后物價飛漲，帶來連鎖反應，進而影響其他物品價格異常波動。理論上，這些情況有可能會發生，但我們之前積累下來的改革經驗是寶貴的，可以用來借鑒。比如，通過階段性價格管制、資格準入等措施進行合理管控，也可以分步驟、分類別、分區域放開，必要時還可以適當設置階段性條件，并視市場及環境變化來優化調整限制措施。改革需要章法，可大刀闊斧，也可精雕細琢，可勢如破竹，也可循循善誘，但總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

除了市場本身以外，上述體系的有序運轉，得靠政府。首先就是針對放開領域的分層，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其次是政企分開，政府將所有資產、資源交給國有企業運營，國有企業是市場經濟參與主體，按照公司法、經濟法等相關法律及現代化企業制度等規范運行，政府享有股東權益，可以通過宏觀經濟及稅收政策來影響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市場參與主體，但不能隨意干預企業經營決策。

通過上述一系列操作，最終可以完成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形式分離；而實質的分離就得靠法律，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讓利”發生在對等主體之間，是“結構調整”的另一種闡述

改革是為了改變原有的格局，實現結構調整。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政府的放權，也可看做政府對市場的“讓利”，只不過讓的不是利益，而是管理權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主要就是在做這個事。根據內外部環境變化及不同發展階段，不斷優化政府權力清單、明確市場經濟制度規范，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這個過程應當審慎為之并持續下去。與此同時，結構調整也會釋放紅利。

比如，早期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入城市，工、農業品的價格“剪刀差”機制，充分保障了城市里的物價及就業、資源分配的穩定，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村及農業部門的發展。改革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和城市體系內，致使城鄉差距不斷被拉大，最終加深“城鄉二元結構”的鴻溝。

東部地區市場經濟先試先行，戶籍制度逐步放開，人口虹吸至東部沿海城市，加速了制造業、服務業的發展壯大，經濟體量更是遠超中西部地區。除了勞動力，西部地區的水、電、油氣、農產品等資源也紛紛輸入東部地區，服務著當地的產業和人口。后來，房地產、金融、互聯網等行業的迅猛發展，強力吸引了大量優秀人才、資金和政策支持，使得其他傳統制造行業“黯淡無光”。

圖自新華社

上述種種，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也有自然條件下的發展優勢，亦或是政策加持的效應，最終表現出來的樣態是農村對城市的“讓利”，農業對工業及服務業的“讓利”，中西部城市對東部沿海城市的“讓利”，傳統行業對新行業的“讓利”等等。

而伴隨著區域壁壘的進一步打破、經濟效益的提升、技術的飛躍式進步、人力素質的提高等等，有越來越多、越來越精細的領域亟待調整，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前提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

比如，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以及鄉村振興、“三農”工作改進，就是城市對農村的“讓利”，而且現階段的“讓利”應該從簡單的“反哺”思維中跳脫出來，是城鄉內部機理之間的相互嵌套，形成良性循環的鏈條。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開辟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也并非簡單地傳統行業對新興行業的再次“讓利”，此時“新舊行業”的內涵均已發生變化，舊產業是擁有，新產業是希望，兩者是促進與提質?！敖洕笫∫嬲羝鸫罅?，為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是發達地區對欠發展地區的“讓利”。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著力破除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則是地方主義向全國統一市場的“讓利”……

“讓利”并不是零和過程，而是旨在調整資源投入，祛除原領域中過剩的人力、資金、政策占用等造成的不良影響，將資源優化配置至新領域，使得整體效益及產能最大化。但是，舊領域是否會因為“讓利”而衰退，這取決于舊領域能否激發內生動能，革故鼎新，重新適應市場的需求。“先立后破”是對新舊動能轉換方式的明確表述，平穩促進改革發展的目標，穩中求進是原則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