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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鄭若麟對話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

“戰狼外交”貶低不了我們

鄭若麟：尊敬的盧大使，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與您進行交流和思想碰撞。由于我曾常駐法國，因此對法國發生的一切都深切關注。我注意到，您是一位思想非常縝密的外交官，您敏銳地發現法國參議院一小撮政治家準備今夏訪問臺灣，明顯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您立即致信參議院“友臺小組”，要求撤銷這一訪問。法國媒體居然由此對中國外交貼上了“戰狼外交”的標簽。

我非常贊同使館的回復：如果真有“戰狼”的話，那是因為“瘋狗”“太多、太兇”。由此可以看到，中國的外交風格與我當年在法國擔任常駐記者時相比確實正在發生變化，變得越來越主動。您于2019年擔任駐法大使，此前也一直在外交一線。以您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從“韜光養晦”到“戰狼外交”——我們暫且借用西方媒體的說法——中國外交風格發生變化的原因究竟何在？

盧沙野：我們很感謝國內網友和民眾給我們的支持，也注意到前一段我們在法國開展的輿論斗爭，在國內取得了很好的反響。這也增強了我們的信心。西方社會里有一股很強大的反華勢力，不希望中國發聲，就想單方面由他們來攻擊抹黑中國，而中國不做任何回應。一旦中國做出回應反擊，他們就不高興了。西方人指責我們這么做不符合外交禮儀，但我們評價自己工作的標準，不是以外國人怎么看我們，而是國內的民眾怎么看我們，是不是符合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的人民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以這些標準來評價我們的工作，而不是說看外國人高興不高興。我們不能因為他們不高興就不做。

鄭若麟：以前我們有些外交官以友好為主，結果變成吃啞巴虧，人家說什么我們就等于是默認了。

盧沙野：我覺得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一個是時代的變化。過去的時代可能整個大的外交格局追求一種比較和氣的氛圍。另外說實話，我們的國家實力在當時也不是那么強大，需要“韜光養晦”。對于外交官來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外交使命，你必須符合這個時代的要求。

另一方面，當時我們也沒有被西方比如美國作為主要的戰略對手。其實我們所謂“韜光養晦”，也不是西方人講的“隱藏實力，等待時機”的意思。我覺得“韜光養晦”用毛主席的一句話講是最準確的，就是毛主席在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講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绊w光養晦”實際上講的是這個意思，就是在實力不強的時候，我們要埋頭苦干，不要到處去出風頭，去挑頭扛旗，沒什么必要，而且也沒有這個能力。同時即便你的力量強大了，依然要保持謙虛謹慎，不要像美國那樣到處趾高氣揚、張牙舞爪。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現在的外交依然秉持著這樣一種精神。

但是鄧小平同志在講“韜光養晦”的時候，還有后半句話——“有所作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更多把重點放在了“有所作為”，而且我們是不得不“有所作為”，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成為美國的眼中釘，成為它最大的戰略對手了，它已經在想方設法地攻擊、圍堵我們，遏制我們的發展，比如打貿易戰、科技戰等等。我們如果不有所作為，就只能束手就擒。

包括現在西方對我們發動的輿論戰，能不回擊嗎？不回擊的話，中國的形象就被它抹黑成它想要的那種樣子。如果中國的形象在國際上被他們抹黑成一團糟，我們怎么在國際上開展外交工作，開展國際合作？我們發展的外部環境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害。所以在這個時候就必須“有所作為”，我們的外交在輿論領域出擊就是一種“有所作為”。

我們當前外交相比過去有一個很顯著的變化，這個變化是根據國際環境和我們自身變化而發生的。國際環境變化大家都看到了，美國開始把它的注意力轉到了中國身上，把中國作為其頭號戰略競爭對手，那么它要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所謂的“全政府手段”來遏制中國的發展壯大。

6月12日，在英國康沃爾舉行的G7峰會上，領導人就中國問題爭論時出現分歧。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鄭若麟：因為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盧沙野：對，美國擔心我們取代它的霸權地位。實際上中國主觀上是沒有這個意愿的，就像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說過的，我們只是想更好地發展自己，我們沒有想取代美國，沒有想當第二個美國，中國沒有想謀求世界霸權。

但從霸權國家的角度來說，只要有別的國家實力迫近了它，它就認為自己受到了威脅，就要采取一切手段去打壓，它有一種主觀的判斷。而從中方角度來說，我們只是希望和平發展，和平共處，同美國合作共贏。

從主觀角度來看，我們的實力確實在壯大，跟5年前10年前2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也不能說都變成了1米8的大個小伙子了，還把自己當一個3歲小孩子?，F在你不想成為人家的目標，人家也會把你當成目標。

那么面對美國、西方國家的這種打壓，我們不可能毫無反應吧？必須要做出一些反應和回擊，維護我們自身的利益。我們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容侵犯。這實際上是外交風格變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們自身實力的變化使然。

所以這種外交風格的變化是一個客觀必然，并不像西方人所描述的那樣是所謂的“戰狼外交”。實際上它用“戰狼外交”是想給我們貼一個負面的標簽?！皯鹄峭饨弧钡臐撆_詞是攻擊性甚至侵略性，在法文里叫agressif或者是offensif。在西方人眼里，我們的外交是攻擊性和侵略性的，而事實上真正具有攻擊性和侵略性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從來不去主動攻擊別人，從來不去主動挑釁。我們只是正當防衛，維護自己的利益。

鄭若麟：對，但是問題就在于他們有一種明顯的雙標，他們攻擊性的外交是可以的，他們可以對中國說“不”、可以制裁中國、可以在外交上主動攻擊中國；但中國卻不可以，中國進行必要的反擊時就是“咄咄逼人”“沙文主義”。西方的這種“雙標”還受到西方輿論的廣泛接受和支持，他們的老百姓把它視為理所當然。我們應該如何破解？

盧沙野：我覺得這實際上反映了西方人一種根深蒂固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主義。西方國家近代以來發展得比較早，最早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以經濟發展起來了，實力增強了。實力增強以后，它就向全世界輸出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

西方的老百姓被西方媒體幾十年幾百年地洗腦。你剛才講西方老百姓也認同西方的精英階層、政客、媒體對中國的看法。西方老百姓整天就看著他們的媒體對中國的宣傳，而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宣傳從來不是真實的，都是歪曲和抹黑。老百姓整天接受這種負面的信息，怎么可能對中國形成一個正面的印象？

所以西方的精英們攻擊中國，可能會得到相當一部分老百姓的附和，這是不奇怪的。比如根據西方民調公司的調查結果，中國在西方民眾中的好感度大大下降。這是難免的，因為去年疫情發生以后中國做的比他們好，可這些西方媒體極盡顛倒黑白、污蔑抹黑之能事，把中國的形象完全扭曲了。

在法國，你去問一個老百姓，世界上抗擊疫情成績最好的、最有效的是哪個國家？從來沒有人敢提中國，或者說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是中國。實際上中國是做的最好的，但是西方媒體從來不提中國。這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傲慢，它可以去攻擊別人、指責別人，而別人不能回嘴。一旦別人回嘴，他們就大驚失色，惱羞成怒，給我們貼“戰狼外交”的標簽。

我上法國的電視二臺《深度調查》做節目，主持人也問到這個問題，我就跟他講，我說你們講我們是戰狼外交的潛臺詞是希望我們依然是一種羔羊外交，Diplomatie d'agneau，任人宰割。我告訴他們，我們現在風格變了，你們要適應我們的新風格。

盧沙野大使接受法國媒體專訪

鄭若麟：確實。他們應該適應一個外交風格變化后的中國，因為中國已經長大了。

但西方沒有想到的是，“戰狼外交”的標簽激發了中國民眾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的崛起，這里的民族主義精神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狹隘的“Nationalisme”，而是正面的民族自信。這一點盧大使一定也有切身的體會。我想問的是，我們如何才能正確引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不使其走過頭，走到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那里？

盧沙野：對，這一點很重要。西方給我們貼“戰狼外交”標簽，是想侮辱我們，但實際上并不能貶低我們?！皯鹄恰笔且粋€戰士，一個斗士，是一種力量、勇氣的表現。“戰狼”本身是一個正面的形象，吳京電影里戰狼就是個正面的形象。實際上西方的價值觀里也推崇這些品質，只不過現在“戰狼”這詞它貼不到自己身上，西方潛意識里是自覺理虧的。他們認識到自己攻擊抹黑中國是不地道的，所以他們不敢把“戰狼”用到自己身上。

2017年上映的電影《戰狼2》，極大鼓舞了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

我們這一段時間以來的輿論戰以及外交上的反擊戰，給西方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響，獲得很大的支持。但是確實，我們不要把這種愛國熱情變成了一種極端情緒，讓西方人抓住把柄來攻擊我們。

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一向都是非常理性的。從五四運動開始，愛國熱情都非常理性，因為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道、理性的文化。“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從來不會走極端，這是中國的文化。

我們使館在進行對外輿論斗爭時，一直把握這幾個原則：第一，真實客觀理性的原則。講事情一定是真實的，談觀點一定是客觀的，一定是保持理性的，擺事實講道理。第二，我們一定是把握好“時度效”。進行輿論反擊的時候要把握好時機，有時候自己的言論是正確的，但是時機不對，可能效果也不好。另外也要把握分寸，過猶不及。最后是看實際效果，怎么做效果好，我們就怎么來。有時候我們可以用比較正面的敘述，但是有時候需要進行銳利的反擊。如果用兩個詞就能夠達到效果的，我們就用兩個詞，不需要長篇大論。這是我們的一個策略。

那么對于國內的愛國網民和輿論也是這樣，我們非常感謝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同時把大家的愛國熱情調動起來，但是也不希望因為我們的行動而讓大家走向極端，所以我們還是很注意把握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