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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莫天成、吳哲】

早在去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就經常打“中國牌”，說中國更希望拜登上臺，拜登會對華更加友好。事實真的如此嗎？現在，拜登政府的執政團隊已現雛形，我們對拜登的對華策略，也能有一個初步預測了。

就中美關系未來發展的趨勢來看，目前特朗普在中國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得到了兩黨的支持，這種強硬政策在拜登執政期間不會有太大改變。然而兩屆政府執行和實施此方針的方式將會有很大不同 —— 如果說特朗普政府是在用“泰拳”挑釁中國，那么拜登團隊很可能會通過“柔道”的方式去達到同樣的目標。在未來，拜登團隊將繼續在公開場合與中國開展強硬的對話，但可以預見到的是，他們私下亦會為緩解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做出一定的努力。

拜登執政第一年，美國國內難題已經足夠多（圖：新華社）

拜登政府第一年的首要任務即是解決美國國內的危機，其中包括戰勝新冠疫情（COVID-19），刺激國內經濟的V型復蘇，協調種族間關系，與其他國家一起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等等。若在任期的第一年，拜登政府無法控制新冠疫情在美國的傳播，減少感染和住院人員的數量，共和黨很有可能會在2022年重新獲得國會的控制權，并讓他和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失去將來2024年的連任。也就是說，戰勝新冠疫情將會是他接下來這一年內最為重點關注的問題。

縱觀拜登的團隊，他與他主要的國家安全官員大多為歐洲派，因此他們在就職第一年里，外交方面的重點關注對象將會是前任總統擱置了很久的俄羅斯、烏克蘭、北約和歐盟，而伊朗和朝鮮方面的問題也會重新提上日程，以色列亦會在下一個目標“任務”之中。

整個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的外交事務團隊均來自奧巴馬/拜登（Obama&Biden）團隊，而這當中有許多人在美蘇問題上投入了畢生的職業生涯，因此他們在美蘇問題上面擁有著深厚的專業知識。在奧巴馬/拜登政府執政期間，這些人都深度參與處理了與俄羅斯有關的多項敏感危機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美國非洲裔的團隊官員以外，其余的官員全部都是歐洲血統，與歐洲或前蘇聯有著家族、祖傳或文化上面的聯系。一般情況下，處理自己熟悉的事情總是比較容易的。因此，這些官員亦會自然而然地，將重點放在歐盟和俄羅斯上。

美國一直將歐洲視為自己的后花園，而俄羅斯則是總愛在柵欄邊上“虎視眈眈”的鄰居。但最近中國與歐盟達成貿易協定，加上其“一帶一路”倡議在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臘等國的早期成就，會讓許多美國外交事務領域的人都對另一位可能會進入其“后花園”的“入侵者”感到震驚。特朗普政府未能在其歐洲盟友中完全封鎖華為，給美國帶來一項艱巨的挑戰，而美國軍工復合體也不會讓拜登/哈里斯團隊忽略這個問題。因此，對于拜登/哈里斯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為被特朗普削弱的北約提供支持，防止弱勢的北約成員溜走，并減緩中國對美國在歐洲戰略利益的潛在威脅。

拜登個人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恢復與歐洲和北美盟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牢固和信任關系將是他最優先考慮的外交政策，他用“美國又回來了”來稱呼這項政策。拜登“重返歐洲”，會不會導致歐洲加入制裁中國企業的行業？我們還不得而知。如果拜登嘗試用“同行壓力”來限制中國的靈活性和影響力，這毫不奇怪。拜登更喜歡與聯盟和團隊一起達成目標，而特朗普則選擇了獨行俠的道路。

因此，在未來四年中，中國必須對歐洲方向的變數做好準備。

至于更直接的對華政策，由于拜登團隊仍集中精力在處理新冠疫情、經濟危機、種族關系等國內事務上，除非有拜登政府沒預料到的外部因素出現，不會立即進行重大調整。盡管目前美國在臺灣、香港或新疆問題上有些劍拔弩張，但只要中國政府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大部分問題仍將是“背景雜音”。

我經常思考，有多少來自肯塔基、阿肯色、德克薩斯或其他州的美國父母，會同意讓他們的子女為一個10000公里以外，臺灣華人居住的地區去戰斗并戰死？或將兒女們的鮮血撒到一個比羅得島州還小的城市香港，只為了那里的一些中國人之間的內部分歧？然而如果有人去北京或廣州，問那里的年輕人是否準備戰斗并死去來捍衛中國對臺灣和香港的主權，答案很可能為“是”。臺灣和香港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得到中英以及世界各國承認的。況且，就算中美在這些地區發生戰爭，中國軍隊也有著重要的主場優勢。

至于新疆，其實鑒于美國人對穆斯林的恐懼，他們對新疆維吾爾族問題的關注并不是出于維護他們的利益，而更多在于為反對中國政府找政治借口。你甚至有可能會見到一些抱怨中國不公平對待維吾爾人的美國人，不能正確地拼寫“維吾爾人”這個詞，甚至不能從中國地圖上找到烏魯木齊。

當然，就中美關稅問題而言，我們不應期待在拜登政府的管理下，特朗普提出的關稅會迅速回落。出于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的考慮，針對中國技術和通信公司的施壓很有可能會持續存在。

對此，我們應該要清楚，美國總統的經濟政策與他相信或喜歡做的事情幾乎沒有關系，他做的決定和制定的政策通常只是反映政治利益的博弈，這其中涉及的利益群體包括美國商會、主要國防承包商、以及一些發聲能力極強以至于能在國會投票時獲得回應的左翼或右翼的極端分子。于此同時，總統的主要顧問亦像是這一大碗面團中的酵母一樣不斷發揮作用。因此，若我們試圖弄清拜登對中國經濟的政策和決定，特別是長期計劃，就像試圖弄清楚從現在開始到未來幾天里大量蝗蟲將飛向何處一樣困難。

回顧歷史，美國國會對外交事務幾乎沒有興趣，除非那里有“豬肉”或“培根”（合同、資本、工作）能被帶到某位國會代表的家鄉或他們需要獲得選票的地方。譬如，中國之所以成為美國中西部國會議員的重要議題，是由于他們的農產品出口原因。同時，全球化以來制造業崗位在“鐵銹帶”地區流失的問題，使得中國成為了位于“鐵銹帶”的國會議員眼中的敏感話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多數美國總統在外交事務上比其在國內問題上具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是由于總統任期的限制、主要總統顧問的高離職率、各種游說團體的潮起潮落等問題，從長遠來看的話，所有總統政策（包括經濟政策）也不過是一系列針對當前（國內外）危機的應激反應，是在某個特定時間，因政治競選需要所出現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