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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微信公號“俠客島”

近日，“29歲女行長掛職副縣長”一事經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爭議。1990年出生的九江銀行湖口支行行長楊沁，于今年4月開始掛職副縣長。

應該說，29歲掛職副縣長，僅僅從年齡上看，并不算特別稀奇。前幾年，80后擔任縣長的新聞很是讓輿論關注了一番，他們大多也是30歲左右。

然而，人們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

質疑

對于這樣的現象，質疑主要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29歲的副縣長，雖說全國其他地方也有，但絕對是公務員里的佼佼者，比如名校畢業、高學歷、過往政績優秀、專業技能出眾等。那么，楊沁是否有足夠的業績，證明其是同輩者中的出類拔萃者？簡單的政府公開信息，并不能說服大多數人。

畢竟，楊沁的履歷都是在銀行，且擔任支行行長也時間不長，實在是很難證明她適合“副縣長”這個職位。

第二，雖說不能“唯學歷論”，但對于年輕人而言，學歷是目前體制內公平衡量一個人優秀與否的一項標準。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楊沁的第一學歷是通過“3+2”模式（3年中專加2年大專）獲得的大專文憑，本科文憑是工作后通過函授拿到的。

在早已“逢進必考”的官場里，當年都沒資格報名公務員考試的楊沁，卻一夜之間超越絕大多數同齡人擔任副縣長，圍觀群眾由此產生不公感，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但凡有點“超乎尋常”意味的干部任用，人們總是要問一句：是否有裙帶關系？已有信源證實，楊沁的父親的確長期在當地財政系統任職，與楊沁的工作單位多少有關系。楊父是否在其中起作用，是大眾所關心的。

這幾點，都需要當地的相關官方機構下判斷、做結論。目前看，當地市委組織部說她“不屬于公務人員”，不知言下之意是否是“不歸組織部門管”；其所在的九江銀行也成立了調查組，但被網友質疑“自己查自己”、能否擺脫楊父金融系統影響力。

對比

其實，每一次新聞輿論場中出現類似的新聞，只要出現“火箭提拔”四個字，總會讓人有圍觀的欲望。

為啥？原因之一肯定是，基層干部晉升本來就非常，非常難。

中國的基層政治體系，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有段子說“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隨便砸個磚頭可能都是處級以上干部；但在中國更為廣袤的基層，也就是縣域一級，公務員的晉升空間其實相當有限。

從島叔的調研看，以一個中等規模的縣（50萬人口計）為例，處于金字塔頂端的縣委常委大概是11人；常委之外，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加起來，縣處級干部也就30人左右。

而這樣的縣，一般來說，正科級干部有200人左右，副科級400人左右，但“股級”干部會有1800人左右，公務員2500人左右，財政供養人員更是達到一兩萬。

也就是說，即便是這個縣所有的空缺縣級干部崗位（一般每年3-4人）都從科級干部中選拔，晉升概率也就1%左右。加上年齡限制，每個基層干部晉升的年齡窗口也就幾年。

這就意味著，大多數干部的職業生涯都只能在普通的公務員崗位上工作。能擔任副科級的領導干部，就算是仕途比較成功的；擔任科級領導干部，算是心滿意足；當個副縣長乃至于進常委，那就是人生贏家了。

從科員到縣長，理論上只有副科、正科、副處和正處四級。按公務員法，10左右可以晉升完畢。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晉升有很多隱形的“臺階”，比如普通科員提拔到副科，只能干不太重要的崗位，如鄉鎮武裝部長或副鎮長之類；要提拔為正科，一般得擔任過副書記才行。

而在絕大多數地方，“副縣長”這個職位，得至少擔任過兩任一把手才行（兩個鄉鎮書記、或一個鎮和一個重要局委辦一把手）。而要從普通副縣長到縣長，總得經過“常委”這道重要的坎；擔任過普通常委后，才有資格擔任常務副縣長或副書記——這兩個職位幾乎是縣長的必由之路。

所以，在基層，按照體制內普遍說法，30歲左右的副科級、35歲左右的正科級、40歲左右的副縣級和45歲左右的正縣級，才算是真正“年輕”的領導干部。

當這種“基層晉升難”的普遍感受，遇上提拔速度快的年輕人、尤其是看上去還有點關系的年輕人，對比一定是強烈的。

當然，這里說的是實職副縣長的晉升之難，“掛職”與此還不完全一樣。在某地調研時島叔拿到一個數據，該縣前幾年曾一次性從企業、高校引進17名高學歷的掛職干部，但最終留下來的只有4名，絕大多數都將之當作刷“基層工作經驗”的履歷，回原單位提拔去了。但無論如何，對于仕途而言，掛職是一個重要履歷，很可能在今后的提拔中起到作用。

制度

話又說回來，在基層權力結構中有個當官的父親，就一定意味著腐敗嗎？

也不一定，這是很嚴肅的問題，必須相關機構認定才行，不能隨便下結論。

不過，類似的家庭有意識地培養子女、以符合各種條件、踩著點卡著條件往上走，這是可能的，也是常見的。“給子女安排好、鋪好路”，是不少見的“人之常情”，在一些市場經濟不發達、自主擇業空間小，人們普遍認為體制內職位待遇更好、更穩定優渥的地區，這樣的情形就更多見。

在調研中我們見過，有的地方，衛生局官員的孩子如果學習一般，大多早早地學醫，進醫院；一些北方城市的電力、銀行、能源等系統，也有“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潛規則”。從制度上，這些人可能也是公開招聘、考試進入的；但在條件設置、年齡窗口或其他杠杠上，有人為操作的空間，可以說是有意識地利用制度合理地“培養”子女，而非簡單地突破組織程序和規則。

我國的干部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下管兩級”的體系，副處級和正處級干部的管理權限都在市委組織部門。這意味著，在縣域政治的范疇里，公務員的流動是比較少的。

這種在地方基層形成比較穩定的權力網絡的現象，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尤為突出。當時《公務員法》還未實施，大中專畢業生也比較少，基層干部的來源比較多元，包括專業軍人、優秀村干部、工人、教師等，但無一例外都是本地干部，這就容易形成盤根錯節的關系。

而據我們的調研看，《公務員法》推行后，公務員的“入口”已經嚴格把關，外地干部大量涌入全國各地，極大地改變了地方權力網絡，“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已經成為很多地方的干部群體的基本結構特征；十八大以后，從嚴治黨的效應逐漸顯現，干部“圈子”被打破的現象也很普遍。很多基層領導干部對島叔直言，現如今不能、也不敢“站隊”。

提醒

當前，各地的組織部門都非常用心年輕干部的培養、選拔和任用。世人都覺得在基層，公務員要提拔很難；但從組織工作的角度看，這些年基層普“無人可用”的現象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很多地方的縣鄉機構都在消化機構膨脹、人員臃腫的問題。時至今日，很多地方的干部結構仍然不盡合理，“60后”是主力，“70后”斷檔，“80后”匆忙接班。現如今，“80后”也接近40歲了，有些都不算是“年輕”干部了；“90后”登上歷史舞臺，也在情理之中。

但正因為仕途不易、晉升尤難，選人用人機制才要格外講究公開、公平、公正。基層政治既然是一個相對的“熟人社會”，也就意味著，優秀干部應該是比較容易被注意到的。

在某縣調研時，幾乎每個干部都可以說出本縣最優秀的年輕干部的名字出來，都公認這些人非提拔不可，否則不合情理。仔細一問，都說這幾個干部的確能力超強，為人謙虛，也有成績，綜合素質很高——他們在自己的崗位做出了成績，而且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成績。

習總書記早就說過，年輕干部要“墩苗”，但要警惕那種去基層混履歷、鍍金、為提拔而墩苗的現象。從我們的角度看，如果是真正優秀的年輕干部，我們要鼓掌歡迎其擔負重任、發揮專長；如果不是，就要經得起輿論和外界的監督檢驗。畢竟“為政之道，首在用人”，這不僅影響到政治生態、治理效度，社情民意同樣密切關注。

無論如何，對于剛履新掛職副縣長的年輕人也好，對于當地行政部門也好，這都是一次檢驗，也是一次提醒：在陽光下，陰影無處遁形；如果身正，不妨擺擺事實，不怕影子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