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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十條措施為何走了樣？

一名公共衛生專家對第一財經表示，目前一些地方既擔心因層層加碼被輿論聲討，又憂慮因防疫不及時被問責；基層防疫人員則需承接防疫政策調整后更大的管理壓力。但畢竟疫情要防得住是最主要的要求，因此在具體的疫情防控措施上，容易出現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現象。

常榮山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二十條措施的顆粒度很細，但越細致，工作量就越得下沉社區，對于基層人員而言，工作就越繁復。“在嚴禁靜默管理、讓更多判定無疫情傳播風險的人群回家隔離的頂層思路下，如此多類別且管理措施不一的居家人群，怎么管、誰來管、誰監督都是問題。”

而在對跨省流動人員的加碼管控中，“此前，一些地區出現了持24小時陰性核酸證明者，在抵達后，再次核酸結果為陽性的情況，這無形中加深了區域間對彼此防控能力的不信任。同時，相比于防疫破防的代價，一些地區會更關注跨省人員進入被視為疫情放大器的公共場所后，帶來疫情聚集性暴發的風險。故而，即使這類聚集性疫情發生的概率很小，但考慮到疫情暴發后的巨大防控代價，對跨省人員的管控措施加碼，在地方層面就難以輕易改變。”上述公共衛生專家稱。

多位專家都表示，二十條措施的本意是希望通過更科學、更精準的措施，優化第九版防控方案，以減少地方防疫的壓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但現實是，“要想20條措施真正落到實處，還需要提升地方政府和基層部門的執行力。”該公共衛生專家對第一財經表示。

常繼樂在1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曾表示，防控政策的調整，不但不松，反而要求更高了。“這些調整要求我們在防控工作中要更科學、更規范、更快速地開展防控，把該管住的重點風險要管住，該落實的落到實處，該取消的也堅決取消，充分利用好現有的資源提高防控效率，更好地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面對更高的要求，在常榮山看來，基層的準備顯然不足，且短期內也很難應對陡增的防疫需求。

11月24日0~24時，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和無癥狀感染者分別為3041例和29654例。

“當前正值流感高發的冬季，人口流動量大、交通樞紐型的多個大城市疫情又處于高位發展階段，基層防疫的壓力就越來越突出了。”常榮山稱。

11月21日拍攝的廣州黃埔區中新知識城方艙醫院項目（無人機照片）。新華圖

相較于經歷過疫情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多名受訪人士認為，中西部地區、小城市和城中村等地區的疫情防控問題更需要關注。

常榮山稱，這些地區，疾控和基層人員的防控思路可能還沒有轉變。此外，根據二十條的“分級分類”的診療方案，在更大比例的無癥狀和輕癥患者的收治上，當地醫療資源和經濟能力是否可以匹配得上，也是問題。

加強監督，爭取民眾的理解和信任

11月25日晚，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主持召開第123次疫情防控工作視頻會商會。會議決定，為了既防止“層層加碼”，又防止“層層打折”、跑偏走樣，對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探索實行“16個不得”負面清單管理。

“16個不得”包括了對居家隔離人員要運用門磁等科技工具，加強上門服務，不得貼封條、上鎖、焊門等；對低年級小學生不得單獨隔離，必須由家長陪護，原則上居家隔離；對農村封控區要精準管控，不得阻止農民下地種田、限制農機通行作業；必須“一企一策”制訂疫情防控處置預案，不得隨意要求企業停工停產等。

會議要求，負面清單要視情不斷及時更新完善。

近期，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也通過視頻會商、調度和培訓等多種方式，部署調度各地盡快推進二十條優化措施的落實落地。

國家疾控局傳防司二級巡視員胡翔22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各地進一步加大層層加碼問題整治力度，重點對隨意封校停課、停工停產、未經批準阻斷交通、隨意采取“靜默”管理、隨意封控、長時間不解封、隨意停診等問題開展整治，暢通群眾投訴舉報渠道，及時解決群眾投訴的急難愁盼問題，確保二十條優化措施落實到位、落地見效。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授金冬雁表示，目前疫情防控的難點就是，越要求精準，對科學水平要求越高，對疾控部門第一手材料的精確性和及時性，都是一個重大的考驗，要做科學防控，要做精準防控，肯定是難過“一刀切”的。

除了要科學精準地控制住疫情，多位專家表示，爭取到民眾的理解和信任，既考驗著防疫部門和基層管理者的智慧，也關乎二十條措施的落地效果。

“一是要堅持防疫信息的公開透明，二是要做好封控隔離人員心理疏導，滿足其正常生活、就醫需求。”前述公共衛生專家稱。

他舉例稱，當前，在取消中風險區之后，一些地區因疫情發生后，傳播鏈不清、疫情存在擴散風險，而將部分區域劃定為臨時管控區，這些區域的人員流動、經濟社會活動因此受到限制。如果經疾控部門研判有必要，需要對公眾告知劃定依據，以及解封條件和時間，如果是加碼行為，應該立即停止。

對于高風險區，要讓居民有知情權，也要保護好感染者的隱私。他對此建議，當出現有居民因確診而需要被閉環轉運的情況，需要在保護確診者個人信息的同時，明示確診者是何時、何種情景下被發現的，是否屬于“不納入風險區域判定”的豁免條件等，以避免變相的層層加碼和不必要的群眾恐慌。

金冬雁表示，目前也需要呼吁民眾以理性的態度看待新冠病毒，在原始毒株流行時期，的確有不少患者出現肺炎，在早期的診斷標準中，也需要有影像學證據才能得到確診。但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了，奧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絕大多數都是輕癥或是無癥狀，臨床癥狀也以上呼吸道感染癥狀為主。“消除新冠恐懼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但也是必須要直面的任務。”

從公共衛生法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助理研究員李廣德認為，“防疫既要保護感染者個人信息，又要對公眾透明公開。”一方面要保護個人信息和病人的隱私，一方面防疫部門的決策和措施要公開透明，要向公眾解釋清楚，尤其是現在的治療過程和用藥情況，要詳細公布，以消解社會恐慌。

“消除社會大眾的恐慌，也必須針對病毒本身及其治療情況，讓社會大眾認清病毒。”李廣德告訴第一財經。

為了進一步推進二十條措施精準落地，李廣德建議，應當加強監督機制的建設，擴大有效監督的途徑。“在疫情防控中，行政權力被濫用，是因為沒有監督機制和制約機制，也沒有有效的救濟機制。此外，很多事關公民基本權利的管控權力被違規下放給社區組織，加劇了權力濫用的形勢。應當加強監督機制的建設，擴大有效監督的途徑。”

（作者：吳斯旻 林志吟 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