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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門”會破壞市場秩序

“不同于西方政商‘旋轉門’雙向流動的特征，中國政商‘旋轉門’基本上是一個單向度的流動。”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陳天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比起官員辭職轉換身份，商人“旋轉”進入政界很難。因為加入公務員系統，要么考試選拔，要么通過干部調動，但在我國不存在從非公部門向公共部門調任的制度空間。

從落馬通報來看，金融界政商“旋轉門”不僅單向流動特征明顯，而且頻發。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分析，只要有權力的地方都有可能發生“旋轉門”。這幾年，隨著金融領域成為反腐敗的重點，該領域存在的問題被深挖出來。另一個原因在于，金融領域的行業性特點以及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征，使得金融領域領導干部更容易實施“旋轉門”腐敗，謀取不正當利益。

上述銀行業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金融行業有大量的資金往來，從業人員多，需求多樣，若想要牟利就能找到機會。同時，被監管的金融機構類型豐富，數量龐大，屬于典型的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

莊德水表示，政商“旋轉門”問題之所以在金融領域這么突出，就在于行業內潛藏著太多的代理人。這些人不停轉換身份，從而造成腐敗的滋生和蔓延。

“金融政商‘旋轉門’最突出的危害是，會破壞金融市場秩序。最典型的就是銀行貸款，給利率優惠，或者是對不符合條件的企業通融，幫助其拿到貸款。還有幫助企業以非正當手段獲取金融牌照，利用人脈和影響力獲取內幕信息，通過交易獲利等。此外，在保險、信用評級領域也會涉及。”上述業內人士說。

黃曦曾在中國建設銀行系統打拼了32年，歷經公司業務部、集團客戶部、投資銀行部、機構業務部等多個重要部門。

“黃曦資金領域人脈很深，很多企業搶著要。”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報道。黃曦“告別”建行僅一個月后，就加入泰禾集團擔任執行副總裁，分管資金部。2019年1月，泰禾集團與中國建設銀行福建分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泰禾集團高管與建行系統淵源頗為深厚。董事長兼總經理黃其森于1996年在福州創立泰禾集團，在此之前，黃其森曾在建行福建分行工作了8年。另一名高管泰禾集團副總裁林文華，此前曾任建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北支行行長。除了黃曦，黃其森和林文華也分別于2022年上半年被帶走調查。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消息，黃曦涉嫌受賄罪一案，2023年1月，經吉林省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由白城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白城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被告人黃曦利用擔任中國建設銀行投資銀行部、資產管理部、機構業務部總經理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業務開展、人事安排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錢款，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陳天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商“旋轉門”會讓官員與企業之間有利益關聯，導致公共政策失敗。如果聽任這種“門”繼續旋轉下去，會毒化公務員的為官心態，也會助長企業管理人才攀附權勢的企圖，毒化其成長環境。

設立制度“防火墻”

為了遏制政商“旋轉門”腐敗現象，200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政商“旋轉門”進一步規范界定，設置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三年權力“消磁期”。

“設置‘消磁期’有利于從源頭上減少政商‘旋轉門’腐敗，防止領導干部在位時利用手中權力謀利，離職或退休之后變現的‘期權式’的腐敗。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領導干部利用雙重身份來掩蓋自己的腐敗行為，把錢權交易的不正當行為掩蓋在合理的商業運行之下。而且，從保密的角度來說，也有利于保護政府信息安全。”莊德水說。

隨著政商“旋轉門”腐敗風險日益加劇，對黨員領導干部離職規范的重視程度也不斷提升。

2013年10月，中央組織部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簡稱：“18號文件”），提出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內，不得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兼職（任職），也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此外，對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中的任職（兼職）資格、任職年齡、報酬等方面作了嚴格限制。

在資本市場上，“18號文件”引發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辭職潮”。據不完全統計，規定公布后的半年多時間里，超250名獨董主動辭職，涉及上市公司近300家。這些獨董中不乏金融監管部門官員。例如，曾擔任光大銀行獨董的證監會前主席周道炯、擔任平安銀行獨董的原深圳銀監局副局長劉南園。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教授葉青等人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與一般獨董辭職相比，官員獨董因“18號文件”辭職導致公司市值在公告日前后5天下跌超過2％。并且，隨著官員級別提高，公司市值下跌愈加厲害。

“這意味著市場不但清楚官員獨董并非等閑，還能清晰地識別不同級別官員背后的‘能量’差異。”葉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研究并沒有發現官員獨董在監督、咨詢方面有上佳表現，實際上更是要差于一般獨董。因此，這些證據意味著官員獨董的價值主要來自官員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獲取和尋租功能，而不是更好地監督和咨詢作用。

“從市場反應來看，通過遏制政商‘旋轉門’堵住尋租渠道應能起到一定作用，因此不失為在制度層面抑制官員腐敗的可行之策。”葉青說。

從2017年起，針對黨員領導干部離職再就業的規范性文件更加密集出臺。當年，中組部等四部門印發《關于規范公務員辭去公職后從業行為的意見》，要求公務員申請辭去公職時應如實報告從業去向，簽署承諾書，在從業限制期限內主動報告從業變動情況。

2018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完善了離職后從業限制規定。將三年的權力“消磁期”范圍在“原系領導成員”之外增加了“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公務員”。有專家表示，該舉措可有效遏制利益輸送，對防止政商“旋轉門”腐敗有著積極意義。

不過，上述一系列規定范圍限于黨員以及公務員，對其他履行公職的人員無明確約束，政商“旋轉門”仍然存在機會。

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正式實施。監察對象除了公務員以及參公管理人員之外，還有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等5類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其中就包括了國有金融機構領導干部，金融界的政商“旋轉門”空間進一步壓縮。

近兩年來，中央多次重申不得利用職務影響謀利，深挖政商“旋轉門”背后的腐敗問題。2022年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政商“旋轉門”等典型共性問題開展專項整治。

在2023年1月舉行的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李希指出，深化整治金融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堅決糾治政商“旋轉門”“逃逸式辭職”問題。

“中央明確要求整治‘旋轉門’問題，說明這個問題會催生新型腐敗，因其具有隱蔽性、潛伏性，正越來越引起重視。同時，中央正著力從源頭上解決腐敗問題，而政商‘旋轉門’腐敗恰恰是重點，體現了綜合施治、標本兼治的反腐敗策略。”莊德水說。

制度還需打補丁

目前，針對金融領域“旋轉門”極易引發腐敗問題，不少金融單位也有了制度性安排。

“前期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規定，從銀保監會直接離職，肯定不能到過去監管對象機構或和這個行業密切聯系的機構任職。還有保密過渡期、解密期的限制。”在2022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原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

銀行也開始加大力度破除銀企“旋轉門”。例如，中國銀行排查6510名離行人員離職去向，對涉及銀企“旋轉門”的干部，責令限期解除與相關企業聘任關系、終止中行與相關企業業務合作。

然而，前述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在金融界依舊有很多人游離在監管之外，通過“旋轉門”謀利。“現在有規定限制，不能到企業任職。但有些人會擔任顧問，企業不給聘書，但會給任職顧問的薪酬。此外，也有人通過家人、利益關聯人在企業謀求利益，這些查起來都很困難。”

莊德水也表示，政商“旋轉門”是一個難點問題，不僅僅在中國，在世界上也是。

“政商‘旋轉門’腐敗行為反映出傳統的監督模式不可能做到長期監督、全過程監督。因為監督成本過大，監督周期過長，監管信息滯后。一旦監管鏈條不連續，腐敗分子就會鉆漏洞，打擦邊球。”王立峰說。

王立峰進一步表示，現有黨紀國法對這類新型腐敗的懲治還存在著制度短板，有效防范“旋轉門”的制度體系仍需要進一步完善，既有規定只是突出了短期效應，但長周期的期權腐敗仍無法有效監管。此外，既有監管技術和手段還有待提升，面對新型腐敗的隱秘性、長期性，還需要借助更多的科技手段。

莊德水分析，目前對領導干部在內的公職人員，缺乏有效信息掌握，對他們離職后從業行為缺少實質性的監管措施。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現實中，很多地方沒有嚴格執行“18號文件”規定。這類人員離任后，去跟原單位打交道時，現在也沒有規定他們需要向原單位提前報備。

“現階段規范政商‘旋轉門’的法律法規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點，缺乏系統性、專門性法律規定。”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西安校區副教授李春花在《拆除政商“旋轉門”，重塑公務員退出規制》一文中表示。

李春花舉例稱，一些離職公務員雖然未在企業任職，但依然與企業之間保持著利益輸送關系，例如企業就相關問題向其進行咨詢等，這類問題并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明確規定。另外，離職公務員違規后的懲罰措施也存在著較弱的操作性。涉及的懲治主體權責邊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互相推諉。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后有違反前款規定行為的，根據情節輕重，對接收單位處以被處罰人員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陳天祥認為，這一規定明顯處罰過輕，違法成本過低，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應采取適度從嚴的原則，盡快修改和完善對違法任職方面處罰的法律規定。

多名受訪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商“旋轉門”本身就是公務員利益沖突的體現。完善公務員利益沖突機制，是對其進行有效規治的重要手段。

張磊認為，可以參考域外立法，引入預防性“旋轉門”利益沖突罪，考慮刑法提前介入，將離職公職人員嚴重違反“旋轉門”條款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與其他黨紀國法緊密銜接，從而形成對離職公職人員的長期威懾，從源頭遏制“旋轉門”腐敗犯罪。

此外，王立峰表示，有的腐敗分子通過網絡平臺進行數字支付替代現金交易逃避監管，有的通過影子公司、隱名股東等形式逃避審計監督。整治政商“旋轉門”問題，要提升反腐技術，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在數據聯通與整合過程中挖掘隱秘線索，進行全方位排查，以海量數據對比，找到問題線索。

“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是長期的、持久的。政商‘旋轉門’還會有新的變異形式，面對新型腐敗現象，一定要露頭就打，防范增量型腐敗。”王立峰說。 

（記者：哈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