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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齊赫文斯基】

1948年9月，我赴任蘇聯駐北平總領事，禮節性地拜訪了傅作義將軍，并向他介紹了總領館的工作人員。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從位于河北省西部的西柏坡村轉移到北平。雖然在政權更替之后，我們接到莫斯科指示，暫時停止履行官方職責，但是我還是根據外交部的指示，就一些問題同葉劍英以及周恩來和進城的其他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晤。

多年以后斯大林個人檔案保密文件發表之后，我才知道，給駐中共控制區的蘇聯領事發出的關于暫時停止它們的官方活動的指示，是由斯大林本人簽發的。斯大林只允許領事館機構領導同本地當局代表交往。這個指示以及之后解密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交往的信件（還有米高揚關于1949年1、2月間去西柏坡村同毛澤東會晤的報告）表明，斯大林非常擔心美英可能站在國民黨方面對中國進行干預，擔心它們會利用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作為采取這種行動的借口。眾所周知，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領事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后仍留在北平，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急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他們還是試圖繼續發揮作用。

當我作為蘇聯駐北平總領事，收到寄給我的請柬，邀請我出席1949年10月1日將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隆重儀式時，考慮到上述指示，遂詢問莫斯科，我該怎么辦。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回答說，我可以出席這個儀式，“但不要站在前面”。于是我盡力設法堅持這一條，我對負責安排天安門觀禮臺上來賓的禮賓司司長說，我站在第二排更合適，不站在第一排。

……

1949年6月17日早晨，科瓦廖夫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說，毛澤東邀請我們到他郊外的住所共進午餐。當我們乘坐派來接我們的汽車來到距城區20公里之處的一個隱蔽在古松柏之中的宅院時，天色已經陰暗起來。汽車沿著林間彎彎曲曲的路爬了好長時間的坡，最后停在一座有著白色高石頭墻環繞的古老佛教寺院門前。城里潮濕悶熱，這里卻涼爽宜人。

拾階而上，走近院門，我們看到有兩座不高的一層陳列室坐落在水池對岸，是中國寺院式建筑。水池邊有一個涼亭和一個面積不大的空場，水池上有一座拱形小石橋，連接兩岸?？請錾献杂抑磷笳局芏鱽?、劉少奇、聶榮臻。

我們同他們互致問候后，剛寒暄幾句，就不再講話了。他們轉向左面，面向小橋方向。從小橋上緩慢走下了身材魁梧、稍有點駝背的毛澤東，他迎著我們走來。我根據畫像立即認出了他?？仆吡畏蛲珴蓶|互致問候后引見了我。毛澤東向我伸出了柔軟的手。他長時間未放開我的手，上下搖動，問我多大年齡，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學校讀過書，做過哪些外交工作，什么時候來到中國的。當時他一直凝視著我。當毛澤東結束了這種獨特的“調查”之后，大家跟隨他走進右面的陳列室。那里擺放著一張條桌，毛澤東坐在上首，他的右面是科瓦廖夫及翻譯師哲，左面是我。

午餐結束時，科瓦廖夫、師哲和除毛澤東之外的所有中方參加者，都走到桌子另一端，攤開地圖和文件，開始研究問題。我和毛澤東坐著未動，我決定利用這少有的機會，弄清楚我早就感興趣的問題。

事情是這樣：1945年夏，我通過關于孫逸仙的外交觀點和實踐的副博士論文答辯后，國家政治出版社編輯部同我簽訂了出書協議，返回中國后，我對論文材料做了加工，后來托人把書稿帶給了出版社編輯季奈施坦因。一年后，他給我寄來了書評者根據時局變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久，我給莫斯科寄回了修改過的稿子。北平被圍困前不久，我又收到季奈施坦因的來信，他建議我根據中國迅速變化了的政治形勢對書稿再作一次修改。既然根據事態發展判斷，中共取得徹底勝利已為期不遠，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共領導人如何評價孫逸仙的人格和活動。毛澤東對這位杰出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者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并指出國民黨背離了孫逸仙的遺囑。

在桌子另一端，工作還在積極進行。于是我下決心問問毛澤東如何看待康有為和他的哲學觀點以及19世紀末中國改良派的活動。得到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答復后，看到桌子另一端還在進行很認真的討論，我又想問問毛澤東，在全國奪得政權后，中共打算對中國資產階級實行什么政策。毛澤東解釋說，在中國，與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不同，資產階級以及其余人民（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受到了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因此應該把它看作是中共的盟友，而不是敵人，所以不應排斥它。

我還想弄清楚一個更個別的問題，這就是漢字拉丁化問題，漢字拉丁化是消滅大量文盲的一種手段，我想問毛澤東，他對這項工作的前景怎么看。毛澤東斷然地說，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任何字母也代替不了。我向毛澤東講述了30年代我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同中國學者吳玉章、瞿秋白一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搞漢字拉丁化的經驗。他們曾用這種拉丁化的字母專為居住在城里的中國工人出版了《工人之路》報。文盲很容易掌握不復雜的字母，這便于吸引他們參加積極的社會生活。毛澤東說，他知道這個情況，他在延安時，那里也進行了漢字拉丁化的嘗試。但他本人一直對這種做法持否定態度。至此，我們持續一個多小時的交談結束了。

這次難忘的會見過去兩個星期，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毛澤東為紀念中共成立28周年而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其中提到許多在我們的交談中涉及的人物和情節。當時各民主黨派代表、著名社會活動家已云集北平，毛澤東的文章為這些人以及中共黨員提出的許多重要問題作出了回答。

……

9月21日，在北平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有662名來自中國共產黨、國內各民主黨派、工會和其他群眾性社會團體、中國人民解放軍、無黨派社會人士、海外華僑的代表出席。會議承擔了成立大會的任務。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公告》，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和國歌。會議決定恢復北平的歷史名稱北京，并將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在1949年10月1日晴朗的早晨，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莊嚴歷史性儀式開始前幾小時，以著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為首的蘇聯社會團體代表團，乘火車從中國東北抵達北京?？傤I館工作人員到車站迎接。使人們感到吃驚的是，在列車進站前幾分鐘，在空蕩蕩的月臺上出現幾個軍人，他們小心翼翼地攙扶著臉色蒼白閉著眼睛的周恩來走來，到我們附近時，周的秘書小聲地請我們不要叫醒周恩來，并解釋說，因為領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會議工作，他已經四晝夜沒合眼了。

列車剛靠近月臺，秘書就叫醒了周恩來。他清醒過來，以歉意的姿態很有禮貌地同我們打招呼，然后以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名義熱情地歡迎蘇聯代表團成員，對在旅途中生病的法捷耶夫表現出了令人感動的關懷。幾小時之后，他又和往常一樣，精神飽滿、神態端正，同前一天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廣場政府觀禮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