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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午時分，故宮前的巨大廣場站滿了市民，有工人、職員、學生、教員和郊區農民。等待慶祝儀式開始的時候，他們在興奮地交談著，業余文娛演員按鼓點扭著秧歌。廣場上籠罩著真正的歡樂氣氛，紅旗招展，演奏著音樂，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和首都警衛部隊排著整齊的方隊。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城樓回廊上面裝飾著圓形大紅燈籠，新選舉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員都集中在那里。在天安門下面搭建的木制觀禮臺上，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中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社會團體代表、當時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工會會議的參加者、外國來賓。

15時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共產主義運動老戰士林伯渠，宣布慶祝儀式開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口令，在廣場中央高高的旗桿上，一面五星紅旗，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緩緩升起。伴隨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聲，響起了28響禮炮，象征中國共產黨為奪取勝利而戰斗的28年。國歌和禮炮聲結束后，毛澤東宣讀前一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閉幕會議上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毛澤東宣讀完公告之后，閱兵式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著名的軍事統帥朱德檢閱了部隊，而華北軍區司令聶榮臻將軍指揮了閱兵式。在三個小時期間，海軍縱隊、步兵縱隊、摩托化部隊縱隊、炮兵縱隊和騎兵縱隊，不間斷地由東向西從中心觀禮臺和集中在對面廣場上的市民面前走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同國民黨軍隊戰斗中繳獲的美國軍事技術裝備。在天空中飛過了共和國年輕空軍的飛機。出色完成的閱兵式明顯顯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和軍事本領。

當天色發暗時，游行隊伍進入廣場，天空中升起了節日焰火。剛剛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的助手韓敘走到我身邊，轉告了周的請求，讓我在未收到緊急信函之前，不要離開總領館去出席政府招待會。確實，我剛從天安門廣場回來，韓敘就來到了總領館，把正式信函交給了我。正面是我收到的信函的內容：

蘇聯駐北京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先生：

茲通知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公告。

現具函將此公告送達給您，并希望您轉給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建立正常外交關系是必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周恩來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我把周恩來的信函譯成俄文，緊急發電報給莫斯科，之后我同夫人去北京飯店出席政府招待會，而在廣場上，娛樂活動持續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莫斯科電臺向全世界播送，蘇聯承認中國的人民共和國。奉蘇聯政府之命，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在1949年10月2日發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通知說：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收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

蘇聯政府在研究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后，由于力求與中國人民保持友好關系的始終不渝的意愿，并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故特通知您，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

不久，莫斯科通知，任命我為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代辦。我以這個身份出席了10月5日在懷仁堂舉行的新的群眾性組織——中蘇友好協會的成立會議，中共中央書記劉少奇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副主席有宋慶齡、吳玉章、沈鉤儒、李濟深、郭沫若、張瀾和黃炎培。中蘇友好協會中央理事會由199人組成。在通過章程中說，協會的主要宗旨是發展和鞏固中蘇友好關系，協助加強中蘇之間的文化、科學、經濟等領域的聯系與合作，加強中蘇之間在為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斗爭中的團結一致。

不久，我接到莫斯科發來的指示，讓我征詢中方是否同意羅申出任蘇聯駐北京大使。為此，我拜訪了周恩來，地點是在中南海政府辦公區他的辦公室里。當周恩來得知，蘇聯領導決定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前不久擔任駐國民黨政府大使的人派到人民中國來，周恩來讓我在他的辦公室里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于不遠處的毛澤東辦公室去了。15分鐘后他回來了，通知說，政府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選，他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莫斯科臨時代辦戈寶權正式通知蘇聯外交部。

羅申是一位精力充沛、善于交際的軍事偵察員，1943年至1945年曾任蘇聯駐重慶武官。羅申于1948年出任蘇聯駐南京政府大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王稼祥駐莫斯科。羅申抵達北京時，周恩來親自到車站迎接（議定書上并沒有這個規定）。蘇聯大使是外國派駐新中國的第一位大使。剛剛組建的外交部機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已著手制定外交禮儀標準，包括外國大使遞交國書的儀式。我有幸應周恩來之請擔任非正式顧問。幾天后舉行了遞交國書儀式……1950年夏，我攜家眷返回了莫斯科。但是那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關、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我終生難忘。

【馬貴凡、劉存寬、陳春華譯，本文選自《見證中國近代史變遷——齊赫文斯基漢學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