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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談形式上，通常包括非公開約談和公開約談，單獨約談和集體約談，由生態環境部直接進行的和由生態環境部委托各個督察局進行的約談，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約談城市舉行。

以《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實施后第一個被約談的衡陽市政府為例。2014年9月15日，因為污水處理廠建設嚴重滯后，當時的衡陽市市長周海兵被原環保部華南環保督查中心約談，這是一次單獨的和非公開的約談。

從2017年開始，原環保部開始啟動大規模集中約談，將被約談城市的政府主要領導請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機關里，城市數量有時候達到了7個，而且基本都是公開約談。這種趨勢變化反映了約談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當然，盡管組織的難度加大，但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被約談的兄弟城市那里，我們學到了整改的好經驗和好做法；對于他們出現的問題，我們會堅決避免?！边@是多名被約談官員表態時說過的一句話。

哪些問題會觸動環保約談機制？

至于被約談原因，要分多種情況。

在環保領域，涉及大氣污染問題出現頻率最高，空氣質量指數“爆表”的地方頻繁被約談。接下來是水環境、土壤環境和自然保護區破壞問題。最近對廣州等7市的約談是關于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的，這是生態環境部首次因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問題集體約談地方政府。

從點出的問題來看，政府監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氣應對流于形式、企業違法排污問題突出、“散亂污”企業污染整治不力、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未批先建、監測數據造假等都是高頻問題。

北青報記者梳理發現，具體約談原因通常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類是中央環保督察或其他專項督查發現問題較多且整改不力。

今年4月下旬以來，生態環境部密集通報了多起中央環保督察后污染反彈及整改不力的事件。4月20日，生態環境部先后通報了湖南省邵陽市威凌金屬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順縣鴻升紙業有限責任公司、江蘇省鹽城市上市公司輝豐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環境污染事件。鹽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約談名單中，因對輝豐公司查處不力受到點名批評。

在各類專項督查中，約談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個城市大氣治理強化專項督查。從2017年4月開始，原環保部從全國抽調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對京津冀及周邊傳輸通道“2+26”城市開展為期一年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3個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滎陽市、山東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長治高新區等地方政府負責人被約談。原環保部負責人在會上介紹，之所以約談這4個市（區），是因為在正在進行的京津冀“2+26”個城市大氣治理強化專項督查中，這些地方被發現對存在的污染問題整改不力?！斑@項史上最大規模的督查已經持續了3個月，但依然有企業在頂風作案，有政府部門弄虛作假”。

一個月后，天津市東麗區、河北省邯鄲市、保定清苑區及河南省新鄉牧野區4地政府主要負責人也被請到原環保部接受約談，原因也是在“2+26“城強化督查中整改工作進行緩慢。

第二種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達標或排名靠后。

本月剛被約談的山西省晉城市、河北省邯鄲市和山西省陽泉市就屬于這種情況。生態環境部根據《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空氣質量改善目標評估考核結果，確定晉城、邯鄲、陽泉3個城市考核結果為不合格，它們因而被約談。再往前一些的2015年，作為數月全國大氣環境質量倒數前十名的城市，鄭州被原環保部約談。

第三種是中央領導批示或新聞媒體曝光、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

典型情況如2015年因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約談甘肅省張掖市，2016年因山西華興鋁業發生礦漿泄漏事故造成環境污染約談山西省呂梁市等。

從這些約談原因便能看出，環保約談的主要目的是督政，督促地方政府切實傳導環保壓力，落實整改具體環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