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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孫璐璐】

文明并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沖突，但帝國與霸權經常會。[1]當代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以及不斷升級的產業，給美國為代表的歐美政治精英帶來一種根深蒂固的焦慮，即美帝國走向衰落，西方的全球霸權將成為明日黃花。結果是，西方學界關于“權力轉移”或“霸權轉移”的討論如火如荼，同時也不斷滋養著新的焦慮。

“霸權轉移”包含了實力對比的改變，但也存在一個規范觀念的維度。上一次全球霸權的大轉移，發生在大英帝國與美帝國之間。而這是一次相對平穩的轉移，美國盡管針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有諸多“挖墻腳”之舉，但總體而言，大英帝國受到的更直接的沖擊來自德國、蘇聯、日本等挑戰者。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晚近的《帝國》（Empire）一書就集中體現了作者在英帝國與美帝國之間建立規范觀念連續性的努力。弗格森筆下的大英帝國是一個肩負文明教化使命、維護世界和平秩序、并且具有道德自省力的帝國，其不斷改進殖民地的各項事業并且傳播基督教，在偶爾殘酷鎮壓殖民地反叛之后，英國人還經常有道德上的懺悔，但其他帝國連這種懺悔都沒有。但英帝國在與其他“邪惡帝國”的斗爭中耗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自由帝國”的事業就流傳到美國人手里，美國便是21世紀的英帝國。[2]

將英國的傳統描繪成自由的傳統，是英國歷史上的共和派以及后續的“輝格黨史學”的核心主題之一。他們經常將自由與帝國的兼容性回溯到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的羅馬國家觀念：羅馬是一個享有自由（libertas）的國家，但同時也對諸多邦國擁有治權（imperium）。而且，恰恰是自由的生活方式，使得英國能夠變得強大，進而“推己及人”，以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教化”各邦。這一話語譜系在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建立起某種連續性。但在追溯海洋霸權的譜系，強調航海、貿易與自由之關聯時，英國人又經常將中世紀的威尼斯視為自己的先驅。[3]

這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現代西方的帝國“正統論”。這種“正統論”訴諸于某種“使命”（mission）并包含著某種類似于傳教的熱情，就此而言，它具有類似于基督教的某種氣質。但它的主要論證同時又可以不直接訴諸于神學，而是訴諸于世俗化的“自由”與“文明”觀念。但在這個傳統之前，還存在一個更為古老的、被神學所籠罩的“正統論”傳統，那就是“帝國轉移論”。本文將集中探討“帝國轉移論”，并闡明它與現代的“帝國正統論”之間的關聯。

被逼出來的“帝國轉移”：基督教的自我辯護

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正統論”[4]，還是西方歷史上的帝國“正統論”，其之所以發生的前提，恰恰是因為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斷裂，導致人們不能自然而然地認為當下的政治結構與之前的政治結構存在天然的連續性。因此，就需要發明額外的話語，來修補這種斷裂。

5世紀時，羅馬帝國在西半部分的崩潰刺激了“帝國轉移”觀念的產生。晚期的羅馬帝國飽受兩條思想路線的斗爭之苦。一方面，是羅馬帝國的內在的傳統的意識形態系統，推崇“士氣”、“榮耀”和“偉大”，更早的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也以類似的內在的意識形態體系來達到加強和凝聚對帝國的身份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從工商階層開始逐步在帝國上層得到認可，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并承認其合法性后，基督教開始取得官方性的權力。

總的來說，帝國晚期的基督教作為超越性的意識形態，其權力的取得和教義的傳播主要并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文本和話語的編制來改變信仰的過程。[5]基督教與羅馬帝國完成了妥協，但是沒有實現融合，二者之間的張力從未真正消除。3世紀之后，羅馬帝國已經從內部開始衰落，但來自北部的蠻族入侵加速了這個過程，最終410年西哥特人的王阿拉利克帶領族人劫掠了羅馬直接點燃了非基督徒對基督教的怒火，他們將羅馬帝國的衰落怪罪于基督教。這讓一圣奧古斯丁為代表的教父們心急如焚，所以，如何應對這種指責，為基督教辯護（apology）就成為5世紀時的任務。

簡言之，教會的知識分子們以神學/哲學、歷史和注釋《圣經》三種方式回應了羅馬帝國的衰落，將其納入到基督教的拯救史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中，最終以“上帝之城”的永恒統治來化解掉人們對地上帝國命運的焦慮。

教士們的扛鼎之作，自然是至今人們都耳熟能詳的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駁異教徒》。在卷二十二第30章的最后，奧古斯丁將人類歷史的分期與上帝創世紀的七日平行地對應起來。代表第一日的第一個年代是從亞當到大洪水之間的最初歲月，第二個是從洪水之后到亞伯拉罕，從亞伯拉罕到大衛是第三個時代，第四個是從那里到流放巴比倫的時代，第五個時代是從巴比倫時期到基督降生。第六個時代就是現在，至于這個時代將有多長，也是無法用具體數字來說清楚的，單憑上帝的安排。然后第七個時代對應的便是第七日，即禮拜日，我們終于可以在上帝那里得到休息。第八日就是永恒的時代，基督復活，“這就是永無終結的終結。除非到達那個沒有終結的王國，我們還要到什么樣的終結？”[6]第六個時代就是現在，只要基督沒有再臨，那么這個“現在”是可以永遠持續下去。奧古斯丁所提出的這條時間線，非常典型地代表了4世紀到15世紀的歷史作家源自《圣經》的線性史觀，從上帝創世、基督降生到再臨，最終到末日審判。而恰恰由于第六個時代的具體內容是未被言明的，這就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的模糊區域，學者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立場和歷史處境的現實需要對其進行填充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