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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奧古斯丁說：“關于這些時代，現在要一個一個細細談來，就太冗贅了”[7]，但他沒有忽視這個任務，而是將它講給了他信任的人來完成。這個人就是來自西班牙的教士保盧斯·奧羅修斯（Paulus Oroius），他414年在希波與奧古斯丁相識，次年奧古斯丁派他去巴勒斯坦反對那里的貝拉基主義（Pelagianism），但他無功而返。之后，奧古斯丁讓他寫了一部正式為基督教辯護的史書，即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libri VII （“Seven Books of Histories Against the Pagans”，《歷史七卷：駁異教徒》），正是這個課題使這位早期基督教正統論的捍衛者完成了第一部基督教世界史。

《歷史七卷》旨在為《上帝之城》的核心論點提供證據支持，即通過縱覽整個人類的經歷，回顧古代所有已知族群的歷史，證明是上帝決定著各民族和各帝國的命運。奧羅修斯認為，兩大帝國統治著世界，東方的巴比倫和西方的羅馬。[8]而羅馬帝國通過中間的帝國馬其頓和迦太基，最終獲得了巴比倫的遺產。因此世界歷史上，四大帝國的繼承順序是巴比倫、馬其頓、迦太基和羅馬。[9] 奧羅修斯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該書，多少給人一種急就章的感覺，其學術聲譽在現代學者的評價中不算好，但這一帝國繼承的講法在中世紀影響很大，成為通說。

奧羅修斯的材料過于依賴同一陣營的教父圣杰羅姆評注的《圣經》和《尤塞比烏斯編年史》，而較少出現古羅馬史學家的作品，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大大降低了《歷史七卷》的說服力。不過，杰羅姆《圣經》注疏卻享有很高的權威性，其中他對《但以理書》的評論為中世紀“帝國轉移”觀念在《圣經》的經文中找到了依據。

《但以理書》講的是但以理作為王族后裔，被巴比倫國王擄走，在巴比倫接受教育，以防止猶太國與埃及結盟，期間，但以理為國王解夢，認為這個夢象征著地上的王國的轉移，幾經轉手后，最后世界終于上帝的永恒國度。[10]杰羅姆則對但以理做二次解讀，指出但以理對夢的預言，已經在現實中實現了，由此證成了“帝國轉移”之說。他認為，夢中的像，頭是金的，指的就是第一個帝國巴比倫；胸和臂是銀的，指的是巴比倫之后的第二個帝國，米提亞人和波斯人的帝國；腹和股是銅的，指的便是第三個帝國，亞歷山大大帝的馬其頓帝國，及其繼承者們；至于脛是鐵的，一部分腳是泥的，第四個帝國是堅強如鐵的國家，鐵能擊碎一切，因此第四個帝國消滅了所有王國，但這個帝國一部分是泥做成的，所以又無比脆弱，所以第四個帝國終將分裂。對此，杰羅姆認為“先鐵后泥”的帝國很清楚地指向羅馬帝國。因為“事實在現在最清楚地證明了，因為在最初，沒有比羅馬王國更強大、更頑強的東西了，所以在這些最后的日子里也沒有什么比這更脆弱的了，因為在我們的內戰和對外戰爭中，我們都需要蠻族部落的援助。”[11]

因此，杰羅姆通過《圣經》評注，完成了“帝國轉移”的第一個版本的論證：巴比倫帝國，波斯帝國，馬其頓（希臘）帝國，以及羅馬帝國。由于杰羅姆注疏的年代，羅馬帝國的西半部分還沒有亡，因此他緊接著論證的便是最后基督之國的永恒統治了。當時大概沒人能料到“帝國”在幾十年后就沒了。[12]

主動的“帝國轉移”：《君士坦丁的贈禮》與查理曼的修正

西羅馬帝國突然崩塌所引發的地緣政治地震導致了多方面的后果。首先，詹姆士·布萊斯認為476年的事件在事實上起到了“解放教皇”的作用，[13]羅馬主教成為當時最高權威的唯一選項。其次，新形勢迫使基督教，更確切地說，是西邊的拉丁教會猛然明白了羅馬帝國的權力結構的重要性，并開始借助帝國殘留的經驗進行自我組織。因為蠻族部落只是摧毀但不能取代羅馬帝國的權力結構，但基督教會可以，這有點類似于北方游牧部落征服并入主中原后所遭遇的情形。教會組織在當時具備幾個重要的優勢：原帝國各地的修道院能夠組織生產，而且形成了廣泛的貿易網絡；教士們能讀會寫，而蠻族首領大多不認字；教會能為基督徒們相互合作的提供一套現成的法律和道德規范，而蠻族則只有自己的習慣法。

面對這些巨大的差異，基督教意識到必須學會在沒有國家的條件下生存，所以向蠻族傳教的任務成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不少蠻族首領是真誠地皈依和支持基督教的，也通過基督教提高了自身的地位。[14]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把8世紀中葉的丕平“獻土”與教會偽造《君士坦丁的贈禮》，聲稱羅馬“帝國轉移”到君士坦丁堡兩件事情放在一起考察，就會發現，帝國轉移學說被羅馬教會創造性地發展并運用于建立新的帝國權威的政治實踐中，羅馬教會已成為西歐政治議程的重要設置者。

751年倫巴德國王占領了拉文納（理論上仍屬東羅馬帝國管轄），威脅羅馬，教皇向東羅馬帝國求助無果，遂于754年親自前往法蘭克王國向丕平求援。丕平充當馬夫隆重接待教皇，并保證將前拜占庭地區歸還給“羅馬人”。作為回報，教皇為丕平和他的兩個兒子施涂油禮，并授予他們“羅馬勛貴”和羅馬統帥頭銜。其后兩年丕平打敗倫巴德，迫使其承認法蘭克的宗主權；收回倫巴德所占地區，以文書形式將這些地區交給教皇；且拒絕將這些地區還給東羅馬帝國。于是“丕平獻土”造就了一個事實上獨立于東羅馬帝國的教皇國。

為了給丕平獻土和教皇國的創立提供古老的合法依據[15]，羅馬教廷偽造了《君士坦丁的贈禮》，全面闡述羅馬教皇對西方各項權利以及這些權利的由來。這樣一份偽造的文件在中世紀歐洲的影響范圍之大，影響時間之久在人類歷史上都是比較罕見的[16]。關于《贈禮》的成文時間，羅伯特·富爾茨（Robert Folz）認為是在750-760年之間，或者在教皇法蘭克之行以前，以便他將此文件展示給丕平；或者在他返回意大利后，“丕平獻土”面臨理論困難之時，或者在丕平拒絕東羅馬要求歸還土地之后[17]。

《贈禮》文件中最要緊的內容在第三部分，即君士坦丁大帝將帝國在西半部分的幾乎所有權威和權力贈與教皇西爾維烏斯一世及其繼承者們，包括：教皇與皇帝平等的尊貴地位，羅馬教廷在世界上所有教會中的最高地位，帝冕以及所有其他屬于皇帝的象征物（肩帶、紫袍等服飾、帝國權杖等裝飾物），將拉特蘭宮、羅馬城、意大利或（和）西部地區的所有行省、轄區和城市置于教皇及其繼任者的權力和庇佑之下。[18]與此同時，皇帝將“朕的帝國和朕的主權（sovereign power）轉移到東部地區，并在拜占庭行省內選擇合適地點以朕之名建造帝國的首都。因為在這個已經由天國的統治者建立起教士的至高地位和基督教地區首都的地方，一位塵世的皇帝行使權力（power）是不正當的。”[19]因此，教皇及其繼任者在原西羅馬帝國的地區獲得最高權力的同時，羅馬帝國的皇帝君士坦丁將帝國轉移到了東部，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

就這樣，5世紀時由教父們費勁周折才從巴比倫轉移過來的帝國，在8世紀中葉又“被”轉移回了東部，而且把原來屬于西羅馬帝國的全部東西都交到了教皇及其繼任者的手中。法蘭克國王丕平沒有提出異議，于是該文件的效力得到了廣泛承認。

歷史車輪繼續推動著“帝國轉移”觀念的發展。800年時，教皇列奧三世在圣誕節前夜的祝福彌撒上，在查理曼事先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為他加冕，西羅馬帝國猝不及防地“重生”了。問題由此出現，既然帝國已經轉移走了（拜占庭帝國從未承認這一點），那么查理曼帝國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詹姆斯·布賴斯提供了三份9世紀的編年史材料，分量最重的是勞瑞謝姆的編年史（Annals Lauresheim），因為它是站在法蘭克立場上為查理曼加冕尋找合法性依據，作者似乎是想導出這樣一個公式：羅馬皇帝空位+天命（實際控制歐洲地區）+教士與教眾的請求+教皇授職禮=皇帝和奧古斯都的合法性。[20]這一包含多個要素的復雜論證恰恰說明查理曼的無奈，他想得到的是普世帝國的尊位，所以其合法性只能來自于與東羅馬帝國的融合，而現在單方面的加冕根本不符合帝國概念原初的“普遍主義”精神，也不利于這位能干的皇帝對世界統治權（Imperium）的權利要求，簡言之是違背當時的時代精神的。

事后看來，利奧三世給查理曼加冕，除了對教皇國和教皇自身有利之外，不僅沒有給查理曼帶來什么實質好處（這也是許多論者認為查理曼沒有稱帝計劃的原因），反而造成這個皇帝稱號的巨大瑕疵，因為從此這個普世的基督教帝國在地上第一次無可挽回地真實地分裂了；基督教帝國的皇統（imperial lines）從此一分為二，普世帝國主權不言自明的不可分割性崩塌了。

可見，羅馬教皇這一次通過偽造《贈禮》文書的方式編制的“帝國轉移”對普世帝國的中世紀理念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只不過后來隨著東西教會的分裂，普世的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問題，多少掩蓋了這一傷害的嚴重程度。木已成舟，查理曼的選擇是淡化“羅馬”、淡化“教皇”，強調新帝國的“基督教”屬性，以教會的保衛者的身份增強帝國的普世屬性，人們后來將查理曼大帝作為“神圣羅馬帝國”的起點。事實上，到了10世紀時，奧托一世仍然試圖通過與東羅馬帝國的公主聯姻來解決這一難題，但是混血小皇帝的早夭，斷送了普世帝國的最后一次機會。

從普世帝國向民族帝國轉移：帕多瓦的馬西略的《帝國轉移》

至13世紀，德意志的國王聲稱對加冕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利是無可爭辯的。自古典帝國的終結以來，“帝國轉移”從一家到另一家的鏈條，已經被中世紀理論家和史學家廣泛接受了。而真正的問題在于通過何種手段登上帝位。《君士坦丁的贈禮》依然有效，教皇據此獲得了為皇帝涂油加冕的職責，并始終以此作為德意志國王在沒有得到教皇許可的情況下，無權根據自身權利主張皇位的證據。巴伐利亞的路易四世造訪羅馬后（此時教皇居于阿維尼翁），經過他的謀士帕多瓦的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的編排，先由羅馬人民正式宣告為皇帝，然后設立了一位對立教皇，在由他為自己加冕，方可開始使用皇帝的稱號。

馬西略在巴黎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教授和校長后，回到意大利作為吉伯林派（即皇帝派）的政治顧問，支持帝國，反對教皇黨。1324年，在他最負盛名的作品《和平的保衛者》（Defensor pacis）中，他運用了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發展出一套世俗國家的概念，他認為，必須通過限制教會統治集團的權力來維護國家的統一。國家的主要責任是維護法律、秩序和安寧。一切政治權力和法律的來源是人民，人民的權利之一是選擇其統治者的權利。他總結說，教會在道德和教義上的最高權威，應該賦予一個代表全體信徒（民眾和教士）的總的宗教會議。[21]

隨后，馬西略又寫了《保衛者小篇》（（Defensor minor）及《論帝國轉移》（De translatione Imperii）。他指出，首先，他講的是帝國之位（Seat）從羅馬人——希臘人——高盧人或法蘭克人——日耳曼人（最近）的轉移過程。其次，此處的“羅馬帝國”不是狹義的，不是指羅馬城的統治或君主制，而是廣義的指全世界的一個普遍的總的君主制，這是轉移的對象。第三，帝國的發展經歷一個從小到大的過程，從羅馬城的建立到羅馬共和國時期，最后發展成為全世界的超級政府；然后才是根據歷史的進程發生的“帝國轉移”。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從種子發芽，長成參天大樹，樹的枝杈長滿地球，最終在它的庇蔭下，所有的國王、王子和暴君放下武器并享受和平。[22]

在馬西略這里，帝國的轉移發生的鏈條是從人到人（from persons to persons），從民族到民族，只為教皇保留了在皇帝加冕中的形式性作用，而排除了教皇根據《贈禮》所掌握的“帝國轉移”和任命皇帝的權利。馬西略的世俗版本的“帝國轉移”論標志著從普世帝國向民族帝國的轉變，標志著中世紀已經走到了現代的門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