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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 編輯/呂棟】

2008年3月15日，知名英文雜志《經濟學人》在封面上刊登了這樣一幅圖片：一群人騎著駱駝、舉著中國國旗，正從沙漠中穿越而來，封面標題則是顯眼的黑體英文——“The new colonialists（新殖民主義者）”。時值2008年“次貸危機”，這些不得不從非洲收縮撤退，又心有不甘的真正殖民者，只能對著后來的建設者“詛咒挖坑”。

圖片來源：《經濟學人》

10余年時間過去，中國早已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連續多年對非洲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20%。

但是，西方媒體對中企在非洲的正面形象仍鮮有報道，反而是“債務危機”、“經濟侵略”、“環境污染”、“低薪壓榨工人”等負面炒作時常見諸報端。

這其中，除西方輿論固有的意識形態偏見之外，非洲本地的營商環境、中企自身的經營策略、非洲的勞動力素質、政府監管標準等，是否也是中企在非洲經營頻遭責難的主客觀原因，值得探究。

帶著這些問題，觀察者網近日對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中方主任及駐會研究員唐曉陽進行專訪，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學、中國與非洲和東南亞的經濟交往以及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

唐曉陽認為，非洲復雜的經營環境以及非洲國家普遍存在的政府能力缺失、法律法規漏洞以及工業化發展處在初級階段等，是在非中國企業在環保、勞工待遇等領域不斷遭遇指責的關鍵因素。

他還指出，央企、國企以及一些規模比較大的私企，會更加關注長期的發展利益，也會更注重企業的整體形象。但對很多中小企業來說，短期利益更重要，沒有精力去規劃長期發展。出于“不干涉別國內政”的考慮，很多中國在非中小企業長期游離在中國政府的監管之外，這也成為這些企業在非洲野蠻生長、違法違規、損害中企集體形象的重要原因。

談到如何遏制這些行為，唐曉陽表示，可以通過行業協會、地方商會、同鄉會等民間自發組織網絡進行行業自我監督和自律；其次，可以通過“綠色一帶一路”、綠色金融、工業園這樣的政策扶持吸引模式，吸引中小企業進入國家視野，促使其接受更高的環保標準及其他標準監督。

以下是專訪實錄：

觀察者網：請您簡單介紹一下中國企業在非洲面臨的政治、營商環境的復雜性。

唐曉陽：首先，非洲是一個大洲，有54個國家，情況非常復雜。在北非，主要是阿拉伯文明，自視為環地中海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南非因為多年殖民，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東非、西非的情況錯綜復雜；而中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目前還處于戰亂狀態，政權不穩定。

即使是在同一個非洲國家，由于歷史原因，內部的情況往往也有很大差別，比如尼日利亞，南部和北部分屬兩大部族，北部由于有恐怖組織活躍，安全環境比較差。

觀察者網：尼日利亞的情況是不是比較典型，我們是否能夠通過這個國家的例子分析一下？

唐曉陽：尼日利亞主要有三大部族，西南部的尤魯巴（Yoruba）、東部的依波（Igbo）、北部的豪薩（Hausa），中間可能還有許許多多更小的民族和部族，當然，這些民族和部族是如何劃分的，本身也是一個西方帶來的問題，這先撇開不談，當年的英國殖民者就把尼日利亞的這三個部族劃在一起，成為一個國家，再加上北部豪薩族主要信伊斯蘭教，南部信基督教的人比較多，所以尼日利亞從民族凝聚力、國家認同感、政治法律的一致性來說，都有很大的問題。尼日利亞作為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尚且如此，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可想而知。

觀察者網：西方民主政治對這些國家的政策連續性是不是也有影響？

唐曉陽：尼日利亞名義上由聯邦政府管轄，但是每個州的州政府，州以下還有一些地方王和酋長、家族勢力，都會通過宗教、習俗對社會施加一定影響力。從國家政治上來說，執政黨經常在南部和北部之間輪換和平衡。

所以總的來說，這些情況造成中國企業在非洲面對的市場環境非常多變和碎片化。

觀察者網：非洲國家的大城市跟農村之間是否也有巨大的鴻溝，比如英語、法語等西方語言只在大城市使用？

唐曉陽：是的，這些前殖民者的語言只作為官方語言，在非洲的很多國家，即使在大城市的民間、居民家里都很少使用，到農村地區基本上是無法交流的。

這當然跟農村地區的受教育程度也有關，農村沒有學校來教這些語言，大多還使用當地的部落土話。據統計，非洲60%左右的人口在農村，其農村地區遠比中國的農村更加地廣人稀，交通、電力、通信設施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沒有地址，也就不可能有電商，再比如，即使有些地方的人買了手機，充電可能也需要走到20多公里外的鎮上。這些都需要國家力量進行統一規劃，但是非洲很多國家即使在城市中也有很多貧民窟這樣的管理死角，所以對非洲來講，地方行政能力確實需要提升。

觀察者網：在復雜的環境下，“走出去”在非洲投資的中企是否也取得了一些成績？

唐曉陽：總體上，中國企業在非洲貿易投資增長非常快。從2009年起，中國就是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現在中國與非洲的貿易額比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對非貿易額加起來還要多。

在投資方面，中國的對非投資總額目前還不是第一，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國家很多年來在能源、資源開采方面的投資存量很多，中國的投資牽涉的面更廣，有制造業、基礎設施，也有電信業、農業和服務業。歐美投資往往集中在南非、埃及、摩洛哥等少數相對發達的國家，而中國的投資在地域上遍及非洲54個國家。從整個非洲國家人民的直接感受來說，中國企業和中國貨在過去20年里極大影響了普通人的生活，帶來工業化的潮流。

觀察者網：這方面能不能舉一些例子？比如蒙內鐵路或者埃塞俄比亞的東方工業園？

唐曉陽：蒙內鐵路是一個例子，我們之前也可以看到一些紀錄片，中國企業對當地工程師的人才隊伍有一個傳幫帶，同時這樣一條鐵路在當地運營以后，沿鐵路線會有一些工業帶幫助當地發展等等。

但蒙內鐵路這個項目現在還在進行當中，它也受到很多爭議，比如培訓方面，到目前為止，當地員工還不能完全接手鐵路運營，蒙內鐵路對當地工業發展的帶動作用還不明顯，因為整個肯尼亞的制造業基礎薄弱，電價和人力成本較高，發展制造工業的土壤比較貧瘠。

埃塞俄比亞的東方工業園在2015年-2016年發展較好，這主要跟當時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重視有關，但埃塞俄比亞目前也出現一些問題，比如亞吉鐵路其實還沒有蒙內鐵路運轉得好，在2017年以后，政治上不斷動蕩，甚至到現在已經有內戰苗頭，所以目前整個埃塞的投資和工業發展陷入了相對停滯的階段。

在尼日利亞，中國的萊基（Lekki FTZ）和奧貢（Ogun Guangdong FTZ）工業園區，都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給當地帶來一定的工業投入。

總的來說，中國與當地合作建設工業園區的模式確實推動了當地的工業化的發展，這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例子去佐證，但是每一個例子在成功的同時，肯定也伴隨著一定的挫折和挑戰，目前找不出完全成功的例子。

東非鐵路網示意圖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的幾個工業園區，它們是通過什么模式建設起來的？是政府牽頭企業合作嗎？

唐曉陽：只有埃及的項目是完全由兩國政府主導的，其他國家的項目大多由企業牽頭，比如埃塞俄比亞的東方工業園，先由江蘇的一家企業開始投資發展，幾年后，中標中國商務部的海外園區投標，隨后又引起埃塞工業部的重視，所以，反而是企業經營行為引起了兩國政府的重視和合作，在政府重視以后，工業園的發展速度也大大加快。

在尼日利亞，同樣也是中國企業與當地政府合作后，通過招標成為中國商務部認可的海外合作園區，得到政策扶持，在毛里求斯和贊比亞也是這種模式，當然這幾個項目是國企主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