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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張產業政策理論 是解釋中國的兩個維度

第二件是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林張產業政策之爭。我是維迎老師招進北大光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代人都受過他的市場思想啟蒙，對政府的手保持著天然的警惕。這幾年我在現實世界里的觀察，又覺得林老師講的很多道理都特別準確。

我在上?？赐炅宿q論的直播，其實兩位老師的理論都比較熟悉，現場講的內容倒也沒有出乎意外，但給了我一次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機會。在要不要產業政策上，林張看似持著截然相反的態度：維迎老師認為，政府無法制定有效的產業政策，所以不應該要產業政策，毅夫老師強調，政府應該通過制定與現階段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產業政策，實現更好的挖掘增長潛力的產業結構。一個花甲，一個半百的兩位老先生在臺上唇槍舌戰，加上黃益平老師風度翩翩的主持，特別有北大思辨的精神氣質。但是后來我仔細琢磨，他倆的討論其實沒有在一個頻道上。

產業政策之爭現場。從左到右：林毅夫、黃益平、張維迎

張老師是強調的是一個理想的狀態：市場不存在太多扭曲，市場價格是最好的信號，任何人為的干涉都會破壞這個信號機制。他的思路更像哈耶克，是要求“回到斯密”，回到最基本的理性。

林老師強調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發展是路徑相依的，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其要素稟賦有其適配的產業結構，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業的行為不是社會最優的，政府在市場基礎設施改進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他的思路，更接近凱恩斯強調波動的存在，因而強調調控的必要。

哈耶克和凱恩斯之爭，也是鬧騰了近80年的話題了。經濟學講究一個“一般均衡”，哈耶克要求讓市場去尋找均衡，政府的上帝之手需要控制到最小，而凱恩斯則認為，市場存在不完美（比如動物精神），誰也不知道均衡在哪里，所以市場會有巨大的波動，政府需要一定調控。

如果我們再往歷史的細節里面挖掘，就會發現，其實哈耶克和凱恩斯理論都是有很強的時代特征和地域性的。哈耶克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這一派針鋒相對的是當時正在盛行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 1917年之后，蘇聯模式在學術圈一直擁躉不少（著名的薩繆爾森就不只一次的公開贊美蘇聯模式是最好的經濟模式 ）。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在這么一個靶子下寫出來的，“市場價格是最好的信號”是針對蘇聯政府從頭到腳的“上帝之手”而言的。而凱恩斯曾任職于英國財政部，他的《通論》的出發點和思考路徑都是在已經完成思想啟蒙和工業革命的英國的框架下進行的，一戰前后發生在英美的巨大經濟波動引起了他的警覺。讓一個被綁縛得死死的人解開枷鎖，和對一個精壯的年輕人談運動規則——這是這兩本宏偉巨著的時代大背景。

盡管兩本書都具有跨時代的一般性，但是寫作從來不是完全客觀的描述，學術觀點更是一種主觀意識下的客觀表達而已。所以在我的腦子里（也許是我對理論的理解膚淺吧），我從來沒有覺得哈耶克和凱恩斯不相容過，他們在我腦中不過是均衡的不同緯度，均衡本來就是復雜的，就像人性從來無法用黑白是非簡單區分。

同樣的邏輯，維迎老師針對的是中國仍然存在的各種市場扭曲，要求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扭曲，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市場干預少，摩擦少，市場機制運行良好）。毅夫老師針對的是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發展中”和“轉型中”，認為從傳統農業經濟到高收入現代工業化經濟的發展不是跳躍式的，而是分布在一個連續頻譜之上，對應著與這個階段相適應的稟賦結構，要求掌握著大量資源的政府“有為”，去改善市場基礎設施，幫助市場發育。

維迎老師希望政府放棄權力和資源，毅夫老師則承認政府擁有權力和資源的現實，希望政府合理的使用權力，配置資源。

在家里吃飯的時候，談起對林張理論的想法，家里正好有人經歷了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轉變，對于產業政策這一塊特別敏感。家人的闡述完全印證了我的想法，維迎老師和毅夫老師講的是中國現狀的不同維度——

一方面，盲目的產業政策害了不少產業，一個典型的是動漫行業，當年國家要求支持動漫行業，然后各級政府就開始大撒幣，她所在的產業園里一夜之間多了無數“動漫公司”，大多是來混政府補貼，搞尋租的，然后幾年過去灰飛煙滅，動漫行業一直暮氣沉沉，反觀網游行業，是當年不夠重視，限制，管控和“支持”都比較較少，大體上類似負面清單式的管理，反而發展得蓬蓬勃勃。

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從傳統演化和現實發展的情況來看，中國政府歷來是強政府。從一個巨大的計劃經濟轉型，經過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土地財政之后，體制內沉淀的巨大資源和體制的巨大慣性，都是現實的約束條件，這不是一句“改革”就可以改變的。

我的家人告訴我，在現實條件下，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土地，政策，資金，甚至人才儲備等很多微觀層面，都需要當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很多企業不是不需要產業政策，而是需要“懂企業的”的政策。但在現實中小企業和政府之間是割裂的，存在著巨大信息不對稱——中國的“熟人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結果。

因此，解決政企之間信息不對稱，讓雙方的信息可以反饋，將政府的巨大存量資源匹配到企業，通過企業的成長實現政府資源的流動性。這種“匹配”的本身就是創造價值的，是用市場的方法解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博弈——這不是一涌而上的智庫專家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些來自企業，扎根企業，熟悉政府，超越政府的專業隊伍去推動和完成。相比“改革”的呼喚，這種“行動”應該算是尋找去現實約束中的次優選擇吧。

市場理想踐行者要承擔不被理解的風險

坦白說，只要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就難免被標簽化。張維迎老師容易被貼上“反政府”的標簽，而林毅夫老師的理論則更容易被濫用，因而容易被批評為“為政府背書”。在市場被當作宗教的環境里，林毅夫被罵的風險更高一些。但市場，卻從來都不是免費的，作為“迄今人類歷史發現的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市場）不是免費的，而且很昂貴，建立和維護都需要耗費很多資源 ”。而林毅夫理解了這個約束，并力圖在這個約束下，找出跨越約束的現實方案。

在我眼里，維迎老師是我們這個時代市場的思想啟蒙者，具有殉道者一般的理想主義光芒，而毅夫老師則是這個時代市場理想的踐行者，在現實約束中，積硅步以致千里。他為這個理想，所付出的，不僅僅是幾十年如一日的苦行僧一般自律、嚴謹和勤奮，還需要承擔不被時代理解的風險。

幾年下來，我看到林老師修得極短極平的寸頭多了些灰白色的痕跡，眼角也多了些皺紋，但仍然溫和，謙遜，自制。我看到的他從來沒有過度的情緒，永遠溫言細語，即使感到不悅也只是將微笑稍微斂起。

但是不知道為什么，在他高大挺拔的背影中，我卻總是讀出很深的，屬于古典時代士大夫的痛苦。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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