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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復出首秀奪冠！8月25日晚，孫楊在全國夏季游泳錦標賽男子400米自由泳的決賽中游出3分49秒58的成績，斬獲該項目冠軍。

本場比賽距離孫楊上一次參賽已過去四年半之久。2020年1月19日，孫楊在北京舉行的世界泳聯冠軍游泳系列賽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中，以3分44秒98的成績奪冠。

但就在那場比賽后不久，2020年2月28日，國際體育仲裁法院宣布，孫楊未能遵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破壞反興奮劑取樣，將被禁賽8年。對此，孫楊提出上訴。

2020年12月，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支持孫楊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仲裁員有偏見為由”提出的請求，撤銷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此前的裁決。2021年6月，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再次作出裁決，此前的8年禁賽期被減為4年3個月（從2020年2月28日開始計算）。對于這一結果，孫楊再次上訴，但未能成功。

今年5月28日，孫楊的禁賽期結束。經歷這么多年的起伏，他在解禁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已不再年輕，想維持從前的狀態可能要付出幾倍的努力，但還想較個勁，這次，他的對手是自己。

如今在孫楊正式回歸賽場、收獲首場勝利之際，也有必要回顧那場糾纏他數年的“藥檢風波”，細數其中的“疑點”與偏見。本文為舊文重刊，供讀者參考。

8月25日晚，孫楊在全國夏季游泳錦標賽男子400米自由泳的決賽中以3分49秒58的成績，奪得該項目冠軍。這是他解禁復出后的首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托卡馬克之冠】

6月22日，位于瑞士洛桑的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對糾結了近兩三年的孫楊案做出了最終裁定，懸了幾年的靴子終于落地。本文想就孫楊案本身的相關問題做一點陳述。

先厘清三個基本概念

在展開討論之前，有三個基本概念必須先厘清，不厘清這三個概念，對孫楊案的討論就無法有效進行。

1.孫楊案之所以叫孫楊案，是因為孫楊是中國運動員，他在國內輿論場中較受關注，因此大家以他的名字作為此次案件的稱呼。

然而事實上，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在2019年起訴的對象，除了孫楊還包括國際泳聯，因為國際泳聯裁定孫楊沒有違反相關規定。當時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對此表示“憤怒”，并把國際泳聯一起告上法庭。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實際上國際泳聯才是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主要對象，孫楊在整個事件中其實是一個次要角色。

2.孫楊有沒有吃藥、是否砸壞了取樣用品、會不會為人處世、有沒有當“媽寶男”，這些在國內受到極度關注的事情從一開始就不是整個案件的重點，仲裁法庭從來就沒有在這些事情上浪費太多時間。對這些事情的極度關注，是國內輿論場的特殊現象，不是仲裁法庭的關注焦點。

仲裁法庭關注的焦點，是此次取樣檢驗活動是否合規，因為如果此次藥檢活動最終被裁定不合規，那么取樣本身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對于一次違規取樣，孫楊別說是把取樣用品砸了，他就算是把取樣用品摔在取樣人員身上都沒有任何問題，你充其量只能說他脾氣暴躁而已。

3.國際泳壇是一個大醬缸，這里面從來就沒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干凈體育，藥檢與反藥檢、禁藥名單的擴大化與反擴大化、對禁藥規則的利用與反利用、新型藥品的開發與檢測手段的進步、在藥檢過程中的做手腳與反做手腳，這些事情相互間的博弈與爭斗橫貫了整部國際游泳體育史。

西方國家在游泳領域的巨大優勢，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發達的制藥產業而非高明的競技水平帶來的。你所耳熟能詳的多位游泳健將，例如整天被吹噓身材比例完美無缺的菲爾普斯，以及因孫楊案而和孫楊在領獎臺上發生爭執的霍頓，他們都吃藥——菲爾普斯吸毒就是為了緩和長期吃藥導致的身體負擔。

美國運動員大面積的哮喘病患率，也是為了通過偽造哮喘病史從而合法使用氣管擴張類藥物，以達到與服用氣管擴張類興奮劑相同效果的目的。畢竟一個國家的體育代表隊里幾百人都是哮喘病，這未免有些可笑。難道美國是專門從哮喘病人中挑選運動員的嗎？

謊報病情并獲得藥物豁免，以此合法吃藥，是世界泳壇乃至體壇的常見操作，不足為奇。

這三個基本概念厘清后，對孫楊案的討論就可以展開了。

孫楊案核心問題

如上文所言，這次案件的焦點，是2018年9月3日晚由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簡稱IDTM）所實施的那次藥檢究竟是否合規：如果合規，孫楊行為屬于抗檢，應該受罰；如果不合規，則藥檢行為本身無效，孫楊抗檢有理。

而此次藥檢是否合規，爭論的焦點在于當時IDTM公司藥檢人員所持證件是否合規：如果所持證件合規，則藥檢合規；如果所持證件不合規，則藥檢不合規。

而所持證件是否合規，爭論的焦點又在于藥檢人員是必須持有包含藥檢人員身份信息、藥檢工作內容、藥檢工作編號在內的專用證件，還是只需要持有不含以上信息的通用證件即可。

由于當晚藥檢人員只持有通用證件，沒有專用證件，因此，如果裁決認定持有專用證件或通用證件都視作有效，則藥檢合規；如果裁決認定必須持有專用證件，則藥檢不合規。

這個三層遞進式的邏輯鏈，導致了是否必須持有專用證件，成為了此次案情的焦點。

這才是爭論的核心，而不是是否為“媽寶男”之類無關緊要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抗檢事件發生當晚，IDTM公司的檢測人員所持有的不含具體信息的通用證件是由國際泳聯出具的，而國際泳聯已在2018年9月19日舉行的聽證會中一致認定不能僅憑通用證件，而必須持有專用證件才算合規。因此裁定此次藥檢不合規，孫楊抗檢合理，認定孫楊并無過錯，而在2019年1月3日國際泳聯舉行的正式裁決中，也判定此次藥檢不合規。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此表示“憤怒”，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把孫楊和國際泳聯一起告上法庭，堅持認為不論工作人員持有專用證件還是通用證件，藥檢都合規。

這才有了后來這一系列的事情。

圖截自社交平臺

那么究竟是必須持有專用證件才合規，還是持有專用證件和通用證件都合規呢？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裁決是后者，認為不論檢測人員持有哪種證件，都算合規。之所以做出這種裁決，根據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工作人員在法庭上的證詞，他們聲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并不認為專用證件和通用證件有什么區別，他們認為兩者之間是相同的。

然而，這一證詞是站不住腳的，原因恰恰來自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自己做出的規定。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自己出具的通用證件中，明確要求運動員在接受藥檢時，必須核實檢測人員持有的專用證件，且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印發的《興奮劑檢測人員培訓手冊》規定，此類專用證件必須包含藥檢人員身份信息、藥檢工作內容、藥檢工作編號等相關信息，而抗檢事件本身發生時，當時藥檢人員所持證件并不包含以上內容。此其一。

其二，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于2009年和2012年發布的舊版《檢測調查國際標準》中，明確表明檢測人員攜帶的專用證件上必須寫明其身份信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于2017年發布的最新版《檢測調查國際標準》中沒有免除這一要求，依然要求檢測人員提供的授權文件，要么是一份通用證件加上一份專用證件，要么是一份必須同時涵蓋通用和專用兩層證明關系的單一授權書（比如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反興奮劑管理系統自動生成，再由國際泳聯提供的專用授權書），但不論是哪種情況，都要求證件上包含檢測人員的個人信息。

而抗檢事件本身發生時，當時藥檢人員所持證件并不包含以上內容。

以上兩點基本事實證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不僅知道通用證件與專用證件的區別，而且還把這一區別寫入了自己的內部工作規定之中，其工作人員在法庭上所謂的“不了解兩種證件之間的區別，認為兩者是一回事”的證言，說好聽點是站不住腳，說難聽點是做偽證。

孫楊方和國際泳聯方的律師在提交了這些證據之后，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居然匪夷所思地隱匿了這兩項對孫楊和國際泳聯極為有利的證據，而單方面采信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工作人員那完全站不住腳的證詞，做出了持有專用證件或通用證件都視作有效，因此此次檢測合規的判斷，并進而做出了孫楊禁賽的處罰。

這才是具體司法過程，證件合規性才是事情的重點，從頭到尾壓根就沒有孫楊的人品怎么樣一類的話題。國內關于孫楊是不是人品不好的爭論，在我看來是極其幼稚可笑的，請問人品什么時候和法律事務掛鉤了？

后來孫楊方也恰恰是以此為依據，向瑞士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此次判決結果，重審，并憑此獲得瑞士聯邦法院的支持，這才有了這次的二審。

那么二審為什么相當程度上維持了原有判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又為什么在明知道兩種證件之間區別的同時依然要不依不饒地置孫楊于死地呢？

這就得說說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個組織究竟是個什么組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