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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偵探小說里有一句話，利高者疑。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由人組成，是人就要吃飯，而吃飯需要錢，一個機構的工作也需要錢來推行，人不可能用愛發電。那么錢從哪兒來呢？

一個冷知識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資金由兩半組成，一半來自于政府贊助，另一半來自于社會贊助；而所謂社會贊助，主要來自于制藥企業或制藥企業控股的基金。

世界各國政府于2000年11月，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反興奮劑運動政府間協商小組論壇上, 同意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供預算資金的50%，到2003年有193個國家政府簽署了《哥本哈根宣言》, 明確承認了宣言中各地區出資金額所占百分比。

即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資金來源，一半由非洲 (0.5%) 、美洲 (29%) 、亞洲 (20.46%) 、歐洲 (47.5%) 和大洋洲 (2.54%) 組成，且單美國就占據了美洲出資金額的1/3，其余資金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自籌，而各大藥廠立即出動，爭相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供資金。

這種資金來源上的復雜性，導致了該機構的獨立性極為可疑。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官網自我介紹

例如2006年，西班牙爆發出大規模的興奮劑濫用丑聞, 這事在體育界極為有名，史稱“港口行動”。當地警方發現，有著“恐怖醫生”綽號的西班牙醫生福恩特斯是一個龐大的興奮劑網絡的主導人, 他的勢力布及多個體育項目，為了防止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西班牙國家反興奮劑組織將調查范圍擴大化而造成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西班牙警方破壞了案件的關鍵證據, 使得這一事件最終被壓縮在自行車運動項目范圍內。

類似的還有從2016年9月13日到10月3日, 國際著名黑客組織“奇幻熊”侵入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數據庫, 并陸續曝光了6批美英等國家運動員取得TUE（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治療性用藥豁免）的名單和相關信息。

在其曝光的名單中, 2015年申請藥物豁免的美國運動員人數多達653人, 共有402人成功申請, 獲批率超過了61%，其中還包括網壇名將威廉姆斯姐妹、里約奧運4金得主西蒙·拜爾斯等知名運動員。而同年的俄羅斯運動員僅有54人申請, 獲批運動員不到20人, 獲批率不足37%。

英國發現繃不住了，也承認有53名運動員在取得了藥物豁免后合法地參加了里約奧運會。

注意力缺陷障礙（多動癥）和哮喘是運動員申請藥物豁免時出現最多的兩種病癥, 而根據“奇幻熊”曝光的資料顯示, 北歐的滑雪隊以及美國游泳隊中充斥著“哮喘病人”——說是哮喘隊都不為過,。原本需要心肺功能極佳的滑雪和游泳運動, 居然充斥著如此多的“哮喘病人”, 并且還在奧運會中組成國家代表隊參賽, 這是一件極為可笑的事情。

面對質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此事避而不談，轉而指責奇幻熊的黑客行為涉嫌違法，對于外界質疑其獨立性的指責沉默以對。

與對待西方國家的興奮劑丑聞時的寬容溫和不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對與西方國家有嚴重地緣沖突的國家時，則重拳出擊。

2016年7月和12月, 受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委托進行調查的加拿大籍教授理查德·麥克拉倫先后2次公開其對俄羅斯興奮劑使用情況的調查報告。麥克拉倫在其報告中不僅披露了俄羅斯存在“有組織的集體服用興奮劑”的情況, 還指出其使用“陽性結果消失方法”來操縱藥檢結果。而在俄羅斯收獲大量金牌的索契冬奧會上, 他們開始廣泛使用“尿樣交換方法”, 確保被檢測的實際尿樣是沒有問題的干凈尿樣。

這份報告使得俄羅斯陷入巨大的興奮劑丑聞當中，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布獨立報告后, 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反興奮劑機構和20個體育組織便協調一致迅速行動，它們采用聯合上書的方式, 集體呼吁奧委會對俄羅斯代表團進行制裁, 取消其參加奧運會的資格，其動作整齊劃一。

這導致俄羅斯遭受了里約奧運會禁賽的嚴厲處罰，而在隨后召開的平昌冬奧會上俄羅斯依然無法以國家代表團的身份參賽。

《紐約時報》2020年12月17日報道截圖

所以請不要說什么“體育與政治無關”；說“體育與政治無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觀點。以此來看孫楊案，如果孫楊不是中國游泳名將，如果國籍換成美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是否還會如此緊咬不放？相信大家心里已有答案。

這是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則更為搞笑。

如上文所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資金一半來源于政府資助，一半來源于社會資助，而這些社會資助中，藥廠占了大頭。

有資助，就有需求。

需求是什么呢？肯定不是需要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替它掙錢，而是要它在藥廠們掙錢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肯定不會明目張膽地允許藥廠賣藥，那樣太難看，而是通過文件工作和官僚流程為藥廠賣藥爭取時間。

藥廠開發出一種新藥，向運動員們銷售，而這種新藥不在此時的禁藥名單中，因此可以合法使用，使用后運動員們斬金奪銀，然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就出面進行調查；經過漫長的調查流程，出具復雜的調查報告，再走一段冗長的文書工作；藥廠往往也會借口這樣那樣的原因（例如商業機密）故意拖延調查，藥物管理和監測機構也會剛好很繁忙，拖拖拉拉給出結果；最后等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給出調查結果，宣布這種藥列入違禁品名單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很多重大賽事已經結束，藥廠也開發出了新的藥物，一切照舊。

整個過程完全合規合法，滴水不漏，你找不出任何瑕疵。你總不能指責它工作效率太慢吧，它也可以說我這是謹慎小心，防止錯怪好人。

檢測出來是興奮劑，檢測不出來是高科技。

為了加強這種“合作”，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甚至與諸多跨國藥廠達成了信息共享機制，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聲名大噪的英國藥廠葛蘭素史克和美國藥廠輝瑞，就分別在2012年和2014年與其簽訂了信息共享協議。

這就是世界體育運動反興奮劑事業血淋淋的現狀：金牌由汗水和氣管擴張藥物共同鑄就，而且你很難說兩者的成色何者更重。這也是為什么窮國運動員不論再怎么努力訓練、改善營養，也很難戰勝那些發達國家的“多動癥患者”和“哮喘病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