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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托卡馬克之冠】

一

近來湖北省的一則小學教師被舉報的新聞，在學校老師和家長群體中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事情的大致經過是當地一所小學的教師遭到個別家長的不斷舉報，舉報理由堪稱匪夷所思，該教師駕車上下班、上課穿裙子、在校點外賣都成了槽點。

后經該校調查核實，該教師并無失德行為。可以說，個別家長的舉報行為純屬惡意刁難和沒事找事，屬于濫用維權渠道。

必須指出的是，此類事件并非個案，部分家長群體濫用維權手段，粗暴干預社會正常運轉，對一切他們認為影響到自己孩子鯉魚躍龍門的因素大打出手，打著一切為了孩子的免死金牌橫行霸道已非一日。

遠的不說，就說每年高考季，考場周圍幾乎必然發生家長作妖事件。

比如今年6月份，就有個別家長聲稱，由于考場周邊有高鐵鐵路，為了減少噪音，詢問能不能讓高鐵降速甚至停運，以免影響到考生發揮。此事在當時就引發了相當一部分公眾的反感，有人說的話話糙理不糙：“要不要為了讓你孩子高考，干脆停止地球自轉算了？”

其實這還算是比較溫和的，畢竟只是提一提意見，就算意見本身不切實際，但至少沒有把手伸得太長，而個別家長則更為過分。

比如，筆者居住地這邊就曾經發生過家長前往距離考場近兩公里之外的一處工地阻撓施工以減少噪音，為此與工地工作人員爆發沖突的事件。還有家長自行拉起非法攔截線，封鎖考場周圍交通，阻撓車輛乃至行人通過。最好笑的是，甚至還有家長要求考場周邊執勤安保的警察將執勤點豎立的紅藍警燈關閉，以免“晃到考生的眼睛”，警察拒絕后和警察發生肢體推搡沖突。

此類行為顯然已經超出了正常的給考生創造一個良好的考試環境的范疇，而是一種上綱上線和擴大化。這種行為與其說是為了考生們，不如說是為了滿足個別家長的偏執情緒和強迫癥。

而且，此類事件也絕不僅僅局限于教學和考試等專屬于教育工作的領域，在其他領域也頗為常見，尤以文化產業領域為重災區。

在文化產業從業者和文化產品的重度消費者中，“家長”這個頭銜簡直令人聞風喪膽：網文被他們認為寫得太過露骨，影響了他們孩子學習，舉報；電視劇被他們認為影響不好，干擾了他們孩子上進，舉報；游戲被他們認為會導致孩子沉迷其中，減少了做題的積極性，舉報；短視頻被他們認為分散了他們孩子的注意力，舉報。

這里不妨化用一下郭德綱的著名臺詞：“損失十幾億的觀眾算什么，關鍵是你得好好做題。”

二

在筆者看來，中國部分家長之所以會如此濫用維權工具和舉報渠道，如此偏執而神經質地消滅那些在他們看來影響了自己孩子做題的外部因素，根子出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且久治不愈的教育資源軍備競賽問題。

可以說，中國社會對教育的理解，是比世界上相當一部分地區要拔高一個層次的——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教育被認為只不過是掌握一門謀生技能所必須經歷的途徑，或者只是單純的實現自我價值的一個過程；而在中國，一個人若是沒有接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沒有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識，在社會和家庭層面是會被認為具有人格上的缺陷和某種道德上的不完整性。

換言之，教育對中國人來說，不只是一種生存策略，更被視為一種價值訴求、一種精神寄托。為了教育，眾多東西都可以放棄或讓步。

早年中國的許多老少邊窮地區有一句相當出名的口號：“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這句話深究下來，實際上頗有幾分細思恐極的味道——因為它在實踐層面往往表現為貧苦家庭或地區窮盡一切，砸鍋賣鐵，把僅有的一點社會財富全部兌換成當地所能接觸到的最優質的教育資源，然后以背水一戰的架勢全部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中去。

這種孤注一擲的態度固然可以被解釋為家庭責任或者親情所致，但其底層邏輯中所蘊含的對現狀的絕望和對抓住“改命”稻草的不擇手段，則是令人膽寒的。

可以說，他們為了擺脫現狀，把自己打磨到了極致。假如發生了任何可能影響到他們教育資源的利用和獲取的問題，哪怕是最輕微的問題，他們也會激動不已。而為了解決此類問題，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最終教育所產生的收益無法覆蓋教育投入，也在所不惜。

比如當年頗為有名的紀實題材電影《背起爸爸上學》里有這么一個橋段：男主石娃的父親因工受傷，癱瘓在床。為了讓自己兒子放心去省城讀書，不被自己這個包袱拖累，他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并且差一點就得手了。最后男主石娃為了既照顧自己癱瘓的父親又能繼續讀書，就只好背起爸爸上學。

這種不惜放棄生存權也要全力保障教育資源的做法，在世界上其他文明圈是不多見的。

教育資源“軍備競賽”一開始還停留在可量化、可感知的物質階段，比如追求名師、名校、教培、學區房、長課時、大題量、好專業、優質的文具、精美的書包、度數合適的眼鏡。但正如人世間的一切軍備競賽都沒有盡頭一樣，這些還遠遠不夠，至少在家長們眼里是不夠的。

當物質因素的內卷卷無可卷，有形的競爭到頭后，就開始了無形的競爭，比如教室里的座次排位、作息時間、教職工的精神面貌、學校的校風、班級的氛圍、早戀，甚至連流行文化產品都要被囊括其中。

那位湖北老師之所以會因為穿裙子、吃外賣等被家長舉報，本質上就是這種“軍備競賽”逐漸失控的產物——家長對教育資源的極致追求達到了形而上學的程度，以至于對學校教職員的道德品質和精神面貌都有了過于極端化的要求。他們會嚴厲審視一切不符合他們道德觀感的事物，并激烈糾正一切潛在的偏差，當教職員的個人行為與這些家長的道德審美相抵觸時，他們就以道德警察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