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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將五四運動稱為“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偉大社會革命運動”及“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無疑，中國革命與五四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學界對兩者的認識也與時俱進、不斷深化。本文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東方學刊》對汪暉的訪談，回顧了對五四認識的變化，認為“五四一代以文化運動為方法，重新界定政治議程的方式，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東方學刊》：您似乎每十年都會回過頭來談論“五四”，是不是因為總有新的時勢需要回應和新的問題意識需要表達？

汪暉：“五四”是歷史上紀念碑一樣的事件。作為一個歷史界標，人們從不同的時間節點來回顧“五四”，其實是因為這樣比較容易知道自己在哪里。在這個意義上，“五四”被不同的人看，反過來說，“五四”也看我們。20世紀80年代紀念“五四”，尤其是在1979年，從那之后就開始了思想解放運動和新啟蒙。后來80年代被描述為第二個“五四”。這一自我界定與特定的歷史氛圍有極大的關系。

1989年紀念“五四”70周年，我發表了《預言與危機》，很明顯是對80年代啟蒙氛圍的思考。一方面我認為這個思考是在啟蒙內部的，但另一方面與主流的啟蒙論或“救亡壓倒啟蒙”論不同，我分析的是啟蒙本身的內在矛盾。“五四”算不算啟蒙，或是不是“文藝復興”，有很多討論。但不管怎么說，無論叫新文化運動還是叫“五四”啟蒙運動，我覺得都可以。它的確是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以覺悟、覺醒、喚醒個體、喚醒社會作為前提，而且它也包含知識的解放，強調人的自主。這些與啟蒙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預言與危機》于1988年秋天構思，年末至1989年初寫完。這個時候80年代的啟蒙運動或者思想運動實際上走到終點了，其終結是由一個巨大的社會事件作為標志的。這一點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關系有些相似。這篇文章通過對“五四”的內在矛盾的再思考，反思我們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運動的動機和沖動。在80年代，我們都卷在這場思想文化運動里面，但幾乎同時，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這個運動的內在矛盾性也暴露得越來越多。《預言與危機》講的是“五四”本身的矛盾性和最終走向解體的內在原因，也曲折地折射了我自己對于80年代的某些理解。不過，在文章中我并沒有直接討論80年代。

從胡適開始，有很多人解釋“五四”的終結、新文化運動的終結，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生運動對立起來，覺得學生運動的興起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終結。這個解釋之前并不那么受重視，過去我們熟悉的是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與“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的緊密關系。但是，將啟蒙與愛國運動對立起來的觀點，或者說，“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在80年代已經流行開來。1989年之后，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態很切近胡適對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終結的態度。這也是90年代“反思激進主義”的濫觴之一。“激進主義”不僅指涉學生運動，而且也指涉以“五四”為轉折點的中國革命。從歷史的角度看，“五四”學生運動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終結，也是它的后果，而且所謂“終結”只是形態上的轉變，我們也可以解釋為綿延。在學生運動之后，“整理國故”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以及從新文化運動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民間文化的收集整理等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綿延。這是一方面。

五四運動  圖自搜狗百科

第二個方面，“五四”的終結意味著新一輪政治分化的開始，以及以此分化作為前提的政治轉折。國民黨的改組、共產黨的成立，以國共合作為前提的大革命的展開和以國共分裂為標志的新階段，就是這一輪分化的基本脈絡。這個政治分化和重組是從文化運動內部延伸出來的，“五四”文化運動和學生運動不僅為中共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也為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資源。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終結、共和危機、十月革命的影響等等本來也是新文化運動進程中持續存在和新增的內容，并非純粹的外部，需要一個綜合的視野才能給予解釋。新文化運動本是因應時代變遷而發展起來的，不同的因素均可視為其內在要素，只不過那時候這些不同因素存在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取向，故又在差異中存在著趨同性。

我在《預言與危機》中用了一個概念叫“態度的同一性”，用以說明“五四”文化運動的同一性所在，同時又說明這一同一性的臨時性和脆弱性。這一概念參照了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對歐洲啟蒙思想的概括。歐洲的啟蒙思想內部千差萬別，但卡西爾認為在這些差異、矛盾和沖突的思想和觀念之中存在一種方法論上的同一性，即建立在理性概念之上的分析還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的同一性不但成為解構神學世界觀的知識前提，也為此后科學與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與此相比，“五四”新文化運動卻更為復雜， 很難在所有不同的取向中歸納出這一方法論上的同一性。但這一文化運動確實存在內在的同一性，我將其概括為“態度的同一性”。“態度的同一性”預設了共同的敵人和對象（比如禮教和專制政治），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似的情感方向和價值取向。在運動興起之時，各種思想相互匯聚，內部的矛盾是不彰顯的，但當外部的敵人逐漸弱化，甚至分解或消失的時候，在新的時代契機的刺激之下，內部的矛盾就會展現出來，變成新一輪沖突的根源。在政治分化的時代，這一態度的同一性的裂解也為不同立場的確立提供了可能的條件。《預言與危機》從“五四”文化運動內部的矛盾性來著眼分析文化運動的解體，這是當時比較側重的一面，但也不是簡單的區分內外。

《東方學刊》：2009年，您發表了《文化與政治的變奏》，對“五四”的解釋有了變化。

汪暉：是的。除了態度的同一性，“五四”文化運動還有沒有其他的同一性？到2009年我發表《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時，距離寫作《預言與危機》已經20年了。回頭來看，前者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回應了1989年提出的問題。90年代初期，我還寫過一篇《中國的“五四觀”》，收錄在《無地彷徨》一書中，其中一節《保守主義的“五四觀”》的日文版曾在日本的《野草》雜志刊出。《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是2009年初在斯坦福大學完成的，其時恰逢“五四”90周年。我本來準備寫三章，形成一本小書，但只寫了一章，就被其他事情打斷了，后面兩章沒寫。第一章以《東方雜志》為主，討論這一時代的“文化與政治”，第二章計劃以《新青年》《新潮》為主，研究新文化運動的政治；第三章寫政黨政治的重組與興起，討論新文化運動的結束與轉型。這個思路寫在第一章的序言部分。雖然未能完成全部的研究，但我此后對于文化與政治的解釋，以及對政黨政治和后政黨政治的分析，都與這一問題有理論上的關聯。

東方雜志  圖自百度

《東方雜志》誕生于日俄戰爭時期，后來的主編杜亞泉是晚清最早的科學刊物《亞泉雜志》的主編。無論在刊物的形式上，還是內容上，《東方雜志》代表的都不是舊傳統，而是新潮流。然而在《新青年》初創時期，這份晚清民初新派刊物已經不再具有先驅色彩，而被看作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或守舊派。新變成了舊，而他們針對新文化運動的論點之一卻是新也是舊。這份刊物不但遠早于《新青年》約10年就開始發刊，又比新文化運動的刊物長命，影響很深遠。我想分析這個“對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的。當然，除了《東方雜志》，“五四”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敵人之一是康有為，晚清時期開風氣的一個大人物，當年的激進派和新黨，現在由于出現了新的態度的同一性，他轉而被視為舊黨和保守派。態度的同一性及其轉換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文化運動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章中，我用“五四”文化運動，而不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來指涉這一時代的文化潮流，原因是如果沒有對立面的持久而有力的存在，“新文化運動”很難獨自形成。“態度”的同一性是在不同態度的相互競爭中產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特指，是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文化刊物作為主要陣地的，他們以《東方雜志》及其他刊物為其主要對立面。重新閱讀《東方雜志》和《新青年》，你會發現《東方雜志》很難被看作傳統和舊派的，它的內容十分廣泛，與《新青年》的若干文章也有交叉。這一既對立又交叉的狀態，對于理解新文化運動的“態度的同一性”及其內在張力也很有意義。

新舊問題也是我在90年代初期寫成的《中國的“ 五四觀”》一文的中心問題之一。我沒有用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分法，而是采用了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三種不同的“五四觀”。相比于史華慈的三分法，這一分析框架不是側重嚴格的政治理論分野，而是采用模糊的“態度的同一性” 為依據。換句話說，這也是三種態度，此后對于“五四”的分析和看法大多是這三種態度的投射或延伸，而在理論上或知識上，三者之間存在諸多的交叉和重疊。態度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很復雜。在這三種態度之中，最有新意的部分恰好是保守主義史觀的凸顯。在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史觀中，康有為、《東方雜志》、《學衡》派等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部分，而是其對立面，很難構成獨立的視野。但從90年代開始，由于出現了對于激進主義的思考，如何看待保守主義，終于成為一個新的問題。從對文化保守主義的再探索，到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理論的翻譯與引入，內外相互激蕩，保守主義漸成潮流，康有為——尤其是以其晚期思想為重心——再度成為文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