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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宏嘉】

88年前的9月18日，柳條湖的爆炸聲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注定改變了每一位東北人乃至中國人的命運。近些年來，隨著“十四年抗戰”的概念越發深入人心，“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軍將士短暫但壯烈的抗戰義舉開始越來越多地走進公眾的視野。以馬占山、李杜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東北軍愛國將領，以及以楊靖宇，趙尚志等人為代表的東北抗日聯軍領袖，在東北淪陷之際奮起抵抗日軍的入侵，大大地振奮了民心，也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名垂青史。

不過，在這些為了不做亡國奴誓死抵抗的，更加“著名”的軍人之外，還有一些在現在看來并不知名的“小人物”，也盡己所能地為保家衛國做出了貢獻。這些“小人物”也許并沒有機會在歷史長河中大放異彩，但是，在“九一八”之后東北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們的所作所為仍然成為了劃破沉沉黑夜的，轉瞬即逝的閃光。

王鐵漢與趙鎮藩——孤獨的抵抗者

1907年，時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為加強奉天防務，在奉天北郊約3英里處設置北大營，后為東北軍所沿用。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前后，關東軍在距離北大營880米處的柳條湖秘密引爆小段南滿鐵路，并嫁禍于東北軍，隨后駐于奉天大和旅館和北虎石臺的日本獨立守備隊炮擊北大營，于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待機的日軍同時南下，開始攻擊北大營。而此時駐守北大營的，正是東北軍獨立7旅王以哲部。

王以哲作為少壯派軍官的代表人物，很是被張學良所器重，其下轄的獨立7旅也是駐留關外東北軍中少數的精銳部隊，軍官大多是接受正規軍事教育的精英，是支持張學良同奉系勛舊派抗衡的中堅力量，王以哲親書旅訓于北大營中：

我民族受強鄰之壓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人等，務本總理遺囑及司令長官意旨，犧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結成團體，共赴國難。

雖然全旅對于九一八事變前日軍的種種挑釁行為有所戒備，也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可能遭受的攻擊，不過9月18日夜，第七旅顯然沒有做好共赴國難的準備。當日，王以哲本人在城內參加武漢水災賑濟會議，并未駐留軍中，多數團級指揮官夜都在家中安眠，日軍進攻北大營時，全旅的實際指揮官則只有當晚留宿軍中的參謀長趙鎮藩，以及冒著日軍炮火從家中趕回北大營的620團團長王鐵漢。

趙鎮藩（1902-1967），吉林省啟吉縣人，1923年東北陸軍講武堂第4科步兵科畢業，1927年北京陸軍大學第七期畢業，1931年5月任東北軍獨立第7旅參謀長；王鐵漢（1905-1995），遼寧省盤山縣人，1922年北京大學預科肄業，1923年如東北陸軍講武堂第四期步科畢業，1925年北京中國大學肄業，1931年初任陸軍獨立第七旅620團團長。

趙鎮藩收到日軍進逼北大營消息后，隨即命令部隊進入預定陣地，同時致電王以哲以及東北邊防軍總參謀長榮臻請求指示，榮臻命令趙鎮藩“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趙鎮藩氣憤地質問榮臻，“日軍要命怎么辦？”榮臻則回答，“軍人要以服從為天職，要命就給，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王以哲也致電趙鎮藩，命令其執行上級不抵抗的命令，收槍入庫，趙鎮藩表示恕難從命，命令部隊做好防御準備。11時前后，日軍進入北大營防御范圍，趙鎮藩肩負起整個第七旅的指揮工作，頂著抗命的危險下令部隊向日軍射擊以爭取時間，日軍轉而使用火炮打擊東北軍駐地，趙鎮藩有效利用這一窗口期，命令北大營中的非戰斗部隊撤出北大營。

11時30分，王鐵漢趕回北大營，三次致電王以哲請求率隊迎敵，然而得到的回復仍舊是“不準抵抗”，只得同趙鎮藩一同，率領部隊邊打邊后撤。19日凌晨1時40分，進攻的日軍開始接近王鐵漢團，并炮擊營房，榮臻再次致電王鐵漢，令其不準抵抗，王鐵漢激憤地回答：“敵人侵我國土，攻我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愿與北大營共存亡。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官兵不能持槍待斃。”

凌晨2時，日軍增援部隊抵達，從南、北、西三個方向沖擊北大營內面對身邊不斷倒下的子弟兵，王鐵漢再也無法忍受被動挨打的局面，他轉向官兵大聲疾呼，“上邊不許我們還擊，可我們中國人也不能就這樣任日本人隨意宰殺呀!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今天我寧可違抗軍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殺敵的戰場上!”隨即下令部隊開始還擊。

凌晨3時前后，面對攻勢不斷加強的日軍，以及上峰不斷施加的壓力，獨木難支的第七旅只得選擇突圍撤離北大營，趙鎮藩指揮部分兵力在東營門兩側壓制關東軍，以掩護大部隊撤退，王鐵漢選擇殿后，他率領620團當頭痛擊關東軍的攔截，最后翻越營垣撤出北大營。凌晨5時30分，日軍完全占領北大營，第一旅撤往錦州，并10月初在張學良的指示下撤入關內。

由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后人往往希望能夠塑造一名“打響抗日第一槍”的形象，不過在我看來，時間的先后或許并不重要。不論是大多數人所熟知的黃顯聲、馬占山、王鐵漢，還是并未為世人所熟知的駐長春東北軍第663團、駐南嶺東北軍第671團，以及駐哈爾濱東北軍第22旅。面對窮兇極惡的日軍，驅羊入虎口的上級，以及叛逃投敵的戰友，每一名仍舊選擇堅持抵抗的東北人手中射向侵略者的子彈，都是打響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第一槍”。他們是亂局漩渦中孤獨的抵抗者，但是他們并不孤獨。

1945年，趙鎮藩和王鐵漢分別在河內和杭州參與日軍受降，相較于大多數選擇投靠日偽的原東北軍將校（原因很多，也很復雜），趙王二人能夠在14年的抗爭和堅守中迎接最終勝利的曙光，是否可以說正是9月18日夜晚種種的一個印證呢？

寧恩承——士報國恩的年輕“船長”

北大營十里外，日軍的炮火聲驚醒了我們的第三名主人公，東北大學校秘書長寧恩承。寧恩承（1901-2000），遼寧省遼中縣人，少時就讀于省立奉天第一師范，1921年入南開大學，1929年留英歸國，就任邊業銀行總稽核，1930年末，張學良親自將寧恩承調任至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

日軍占領吉林市

9月18日晚，寧恩承同往常一樣返回校園家中就寢，10時許，巨大的爆炸聲將寧恩承從睡夢中驚醒。起先寧恩承誤以為是校辦工廠鍋爐爆炸，但在通過電話確認卻是無事發生，寧恩承放心不下，遂奔行至校長辦公室，途中一發炮彈再次從他頭上掠過，隨之劃入東方夜空，而爆炸的目標，正是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寧恩承開始發覺事態不妙，隨即不斷給帥府，奉天省府，教育廳撥電話，帥府并未有接聽，時任奉天省主席臧士毅僅僅冷冷地告知寧恩承：日本人攻打北大營，學生不要鬧事。時任奉天省教育廳長金毓黼也向寧恩承確認了關東軍開始軍事行動的消息。

既然無法從官方獲得更多援助，便唯有自救。為了應對日軍可能毀壞校園的電力設施，寧恩承首先立刻動員學校工作人員，將可以找到的一切照明器具集中起來以備不時之需。為了防止炮彈落入校園中造成傷亡，寧恩承勸說校醫留守學校隨時聽候調遣。最后，為了保護學校中的200名女學生，寧恩承將全部女學生轉移至由鋼筋混凝土筑城的校體育館中避難。全部部署妥當后已然凌晨，寧恩承再次給有關部門一個一個撥打電話，但都未收到任何回復。凌晨2時許，寧恩承方在暫熄的炮火和機槍聲中忐忑入眠，所幸一夜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