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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個是遵義會議從黨中央負總責崗位上下來，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博古，還有領導層相當一部分人，他們的主張是首先確保陜北根據地，然后再向西發展。理由就是，在長征中吃盡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好不容易有了陜北這樣一塊立足之地，決不可輕易喪失，陜北蘇區四面受敵，紅軍元氣還未恢復，不易與優勢的國民黨拼搏，而應當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寧夏、甘肅等地發展，并進一步向新疆發展。到寧夏后可通過外蒙接通蘇聯，以得到接濟援助。包括政治局委員、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也認為向西發展更好。

政治局委員、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對紅軍東征山西也同意，但有兩個擔心：一是怕紅軍渡不過黃河，二是怕過了黃河后國民黨前阻后截回不了陜北。基于上述看法，在給毛主席的電報中提出，要絕對保證部隊同陜北根據地的聯系。[6]

他認為，黃河是陜西與山西的分界線，黃河以東是閻錫山的天下，他是那里的土皇帝。蔣介石他都不讓進，曾與蔣大打出手，打得尸橫遍野，他能讓紅軍過去嗎？1935年冬，閻錫山聽說紅軍到了陜北，就沿黃河東岸10多個縣構筑明碉暗堡，實行閭甲連坐制度，發誓不讓紅軍過黃河半步。還有，過河后如果保不住渡口，就回不來了，會連陜北根據地也丟掉。這個擔心是有道理的，但這還能下定決心東征嗎？

彭德懷后來回憶說，毛主席對此很不高興，見了后對他說：你去絕對保證吧，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東征準備期間，彭德懷又給中央領導發電報說，陜北蘇區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幟，應以如何手段使之鞏固擴大，如紅軍行動有脫離這個蘇區危險性的可能時，都是不正確的。

他提出的意見是，戰略上向東佯攻，調回閻錫山在陜北的孫李部隊，求得肅清陜北殘敵，鞏固基本蘇區，與外蒙更加接近，這才是正確的。[7]他是東征總司令，他的主張是向北。可見統一意見很不容易。

還有一個持不同意見的是原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遵義會議后他不再參與核心決策，到陜北后參加紅軍參謀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紅軍學校工作，他東征前給中央寫了一個意見書。認為東征是戰略進攻，應當估量力量對比。我們只有1.3萬人，其中1/2是新兵和3000新的俘虜兵，雖然情緒好，但技術條件低，而閻錫山有8萬人，在技術上、交通條件方面都比我們優越。

我們轉到戰略進攻是過早的，而且在將來行動區域的政治準備也不足，因而將進攻變退卻和逃跑的危險性是有的。他的意見是，力量不足，準備不足、進攻過早，先準備好了再說，在根據地鞏固后再求發展，就是東西南北中那個“中”。

另外，他還提出，在戰略計劃中取消從綏遠接近外蒙的條文，避免能夠引起蘇日沖突的行動。[8]周恩來副主席批評李德：他的整個的估計是從右傾出發，這是過去的錯誤根源未認識，對紅軍此次政治任務與軍事上進攻不認識，是保守主義。單純防御會喪失進攻機會，引到失敗，必須批評之。[9]彭德懷也批評他：李德的意見是不對的，日蘇戰爭有爆發可能，但決不會因我們的口號而爆發。

當時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還有一些同志，反對林彪主張的離開陜北另謀出路，主張向西發展，通過寧夏向內蒙古和外蒙古推進，這條路可以與蘇聯取得聯系和支持。[10]也可以立足陜北根據地向北發展，出兵綏遠、內蒙古、察哈爾等地，向外蒙古靠攏，打通和蘇聯的聯系。

但在瓦窯堡會議上，張聞天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認識到紅軍走了，敵人注意紅軍，根據地才能安全，同意先向山西發展，堅定地支持東征。據李德回憶說，后來熱心支持毛澤東意見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曾在遵義會議上堅持反對毛主席的團中央書記凱豐，還有一個是剛從蘇聯回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張浩。[11]

遵義會議后，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左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

我們今天研究這段歷史，對各種不同意見應當如何認識和理解呢？

首先，黨內對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和爭論是正常現象，是黨內民主的應有之義，應當是事業成敗出發來認識問題，不要只從個人關系出發認識問題，認為出現不同意見就是誰反對誰了。在重大會議和重大決策之前，我們黨都是要反復征求意見的，而且鼓勵發表不同意見，以求把問題想得更加全面、更加正確。

大家提出各種不同意見，說明對事業的認真負責，對事關前途命運和生死存亡的問題，都在思考最好的出路，希望能贏得勝利。當然，不排除其他原因導致不同意見，但總體上應在這個基本前提下考慮問題，然后再對各種意見做出判斷，最后把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認識上來。

當時，面對這些重量級人物的不同意見，你能分辨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嗎？都是言之有理，很難分辨。領導者往往會在多種選擇中迷失方向，歧路亡羊。毛主席不但要準確分析利弊，在眾說紛紜基礎上做出正確決斷，還要抓住要害講清道理，說服大家統一思想。

除了林彪要離開根據地到陜南之外，大家的意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反對脫離現有根據地，反對冒進，要求先鞏固后發展，[12]怕主力出征后把現有的這個窩丟掉了。

毛主席對大家講的道理，主要有這樣一些要點：黃河流域以華北5省為戰場，其他為后方，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陜北地窮人窮兵員缺，方針必須是以發展求鞏固，而不是先鞏固后發展，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敵人“圍剿”來時則防御，“圍剿”打破后則應當進攻。在戰略上必須采取大膽的方針，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采取謹慎的方針，在有利地形上實行以多勝少，力求減少錯誤。[13]

要以發展求鞏固，最好是向哪個方向發展呢？毛主席認為：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為什么其他方向文章不好做？大概有以下理由：第一，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向林彪要求的到陜南進行游擊戰爭，顯然不能提到與陜北等處的游擊戰爭更重要的地位，往南是西安重鎮，靠近敵人大本營，敵人屯有重兵，會把蔣軍嫡系部隊引進陜北，那樣形勢對我們更不利。

另外，還把目標對準了我們的統戰對象張學良、楊虎城，當時我們正在做他們的工作。第二，往西不行，因為我們長征是從那邊過來的，大都是一些沙漠戈壁，人煙稀少，而且師出無名，西面不是抗日前線。第三，向北也是沒有出路的，盡管那里敵人力量相對薄弱，也是沙漠荒原，我們去干什么呢？不反對靠近外蒙和蘇聯，只是路線不能那樣走。

毛澤東在陜北

毛主席認為只能向東發展。為什么？他多次闡述東征的道理，包括在東征過程中專門開會，說服不同意見，統一領導層認識，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因為東征的旗幟最鮮明，是到抗日前線去。[14]東征山西過程中，可以北進綏遠東進河北，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抗日戰爭結合起來，推動華北乃至全國的抗日運動新高潮，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東征就是為了抗日。

第二，可以避免同張學良、楊虎城對峙，有利于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

第三，威脅閻錫山老巢，迫使其把進入陜北進攻我根據地的部隊調回山西。當時閻錫山晉綏軍5個旅在根據地北面，紅軍打到他的老窩后，這些軍隊一定會回去，這樣，我們就可以借機把陜北殘敵肅清，有利于我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后來實踐也證明了這一判斷正確，紅軍剛一渡河，閻錫山就把他的部隊從陜北調回去保老窩了。

第四，只要保證渡口在我手中，可以進退有據。

第五，山西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便于紅軍擴大兵員，解決給養，建立抗日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