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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孟源】

資本在社會主義下的定位

自由市場和民選體制，并不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資本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體制設計和演化的先決條件。因此，資本必須凌駕于政治權力之上。

然而資本來自不同行業和集團，那么資本主義政府的主要任務自然成為充當他們談判、分贓、妥協的平臺，因此才采納民選制度、因此才要求絕對自由市場、因此才強調三權分立、因此才美化權力制衡、因此才吹捧多元社會、因此才標榜自由媒體、因此才設計政黨輪替、并將游說業制度化以便依賴半公開競標來壓低資本收買政客的價格費用。

相對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于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和資本的利益有著根本性、絕對性的沖突，所以必然導致后者的抵制和反撲。

而唯一足夠壓倒資本、保護全民公益的力量，顯然只有國家機器；那么很自然的，政治權力必須凌駕于資本之上，這正是中共素來堅持黨的領導的基本原因。

然而資本主義國家所采納的體制選擇和管理方法，并非全無是處，尤其市場經濟在短周期的消費性行業具有先天的高效優越性；社會主義國家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充實國力，也就必須運用部分市場經濟原理。

但我們不能忘卻初心，所以切忌人云亦云、盲目模仿，必須從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出發，客觀、理性、獨立地評估每個政策細節和專業特性，選擇整體收益的最大化。與此同時，還必須仔細檢驗這些收益的分配問題，運用公權力來避免贏家通吃、或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并且盡可能進一步主動平衡社會各階級的受益。

滴滴被罰80.26億元。圖源：視覺中國

對資本腐蝕政治權力的預防

因為政府是對抗自私豪強、保護社會公益的斗爭中，唯一足夠強力的防線，負責執行的眾多官僚自然而然地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欺騙、滲透、收買和阻撓的重點對象。

這早在農業文明初起，就已是政治管理的最大難題；尤其中國是全球第一個建立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的國家，有著兩千多年的激烈斗爭經驗，近年來又特別注重紀律和監察，將這些工作制度化、常態化了，因而無需筆者多所置喙。這里只簡短討論利用科技來提高內部監管效率的新方向，亦即所謂的電子政務（e-government）。

雖然表面上，電子政務是將民間網絡技術應用到政府公務的自然優化過程，有著全方位、多角度的效率改進，但從國家治理的大局來看，其中最重要的顛覆性新功能，并不是簡化文書處理，也不是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所嘗試的用來監管群眾、維持秩序，而是反過來讓國家和民眾能全面監督中低層官僚。

在世界各國的諸般嘗試之中，只有俄國深刻了解這一點，將查稅、審計這些特別容易得罪資本、引發賄賂貪腐的任務，改為通過網絡以自動、集中、遠程、匿名的方式來進行，并將過程錄下存證。米哈伊爾·米舒斯京（Mishustin）就憑著在國稅局長任內的這個政績，而被一步提拔成為總理。

中國既有的反腐機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彌補有余、預防不足；而充分利用電子政務和網絡科技來大幅提高貪腐的門檻，是從“不敢腐”邁向“不能腐”的不二法門。

這里的宏觀重點方針，在于利用電子政務，將容易引發貪腐的職權從基層政府手中收回，如同零售門市店被網購統一供貨取代一樣，依照集中管理的原則，在不大幅增加高層組織規模的前提下，盡可能壓縮基層的自由心證空間；這要求從頭檢討各級政府機關應有的規模和任務，而在設計和實驗的過程中，必須尤其強調紀委和監委的積極參與和優先決定權。

市場經濟和資本運作的應有局限

前面提到資本在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價值，來自市場經濟的效率，因而市場經濟的已知局限，也就對應著資本運作可以被容許的極限邊界。以下我們對自由市場和資本運作的應有局限，依性質做分析討論；請注意，若干行業可能重復出現，這是因為它們兼有多重不適合自由市場的特性，那么也就格外不應該開放給以利潤為導向的私有資本。

一．涉及保障全民福利和國家利益的行業

近年一個很有名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詳細論證的，市場經濟自然引發資本集中效應：亦即除非國家處于明顯而嚴厲的緊急時期，否則大資本的投資報酬率必然高于整體經濟成長率，因而導致資本財團在全球財富所占的比重不斷升高；而回顧過去一百多年的現代歷史，只有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前期的嚴峻敵對態勢才足以迫使歐美先進工業國家出手，減低社會財富的集中程度。這是中國政府思考資本管理這個議題時，必須牢記的歷史事實。

美國經濟學界自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來，一直鼓吹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宣稱絕對自由的競爭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經濟體制。

這很明顯是受財閥資助、控制和指示而有意編造散布的謊言：不但他們如何被收買的過程證據確鑿，而且很簡單就可以看出，市場經濟下的所謂自由競爭，既有的財富資源當然是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財團先天占盡便宜，毫無公平性可言。一旦勝出，追求利潤固然可以靠高效運作，但形成壟斷以盡情剝削用戶的獲利遠遠更高，所以絕對不能反射性地把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當成萬靈藥。

這里的頭號負面案例，正是被前述的腐敗經濟學界所徹底忽悠的美國：居然連軍隊、警察和監獄等等國家政治權力的直接體現都做了私有化嘗試，然后自然遭遇了可以簡單預見的諸般嚴重弊端。

但從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經濟治理議題來看，更多的問題出在一般中國人認為應該是優先保障全民基本福利的行業，例如大型土木基建，向來是美國國會議員圖利本地土豪的主要利益輸送通道，其結果是天價的支出和荒謬的時長；例如紐約市哈德遜河（Hudson），河底的百年鐵路隧道——北河隧道（North River Tunnels）年久失修，在2011年又被颶風水災淹沒，雖然嚴重影響了東岸鐵路主干線和紐約西面通勤的交通，聯邦和兩個州政府依舊扯皮到2020年才正式撥款啟動重修計劃，叫做“門廊計劃”（Gateway Program），總價123億美元，預計2030年完成第一階段。

如果以上的預估數字，因為計劃還在紙上籌劃階段，要到明年才動工，所以尚不含超支和延期而不夠驚人，我們可以看看德國的既有例子。

柏林新機場（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從2006年開工，原定以28億歐元的價格，在2011年完工使用；實際完工時間是2020年，總價103億。

當地時間2020年11月1日，德國柏林舍恩費爾德，柏林勃蘭登堡新機場開放運營的第一天迎來了客流高峰。乘客們在機場內穿行以及排隊登記。圖源：視覺中國

或者斯圖加特（Stuttgart）市的鐵路地下化工程，叫做Stuttgart 21，2010年動工，當時預算45億歐元，預定2019年完成；最新的總預算成長到91.5億，最早要到2025年底才能完工，當然沒有人真正相信這些數字。

相比之下，中國既有的基建國企，是國家高速高效發展的基石、國際競爭的利器，甚至不應該對有敵對心態的外國（如印度）提供質優價廉的服務，然而有效市場假說的信徒依然鼓吹自毀長城，要把所有企業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