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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萊的改革：行得通嗎？

目前，阿根廷處于持續的經濟低迷之中。2023年，該國經濟增長率在拉美國家之中墊底（預計為-3.0%），通脹率創下1991年以來最高值，還背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40億美元的債務。

米萊表示要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分鐘就“讓形勢變得非常透明”：這個國家沒有走漸進道路的可能，必須實施最嚴厲的休克緊縮。迪亞娜·蒙迪諾在就任外交部長之前公開表示，國家面對極為“嚴峻”的形勢，政府“沒錢”，全社會必須為勒緊褲腰帶做好準備。內政部長吉列爾莫·弗蘭科斯此前表示，阿根廷比索對美元官方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換600到650比索是“合理的”。這一表態意味著比索將迎來大幅的匯率貶值。

米萊的激進主張遭到外界的強烈質疑。2023年11月，也就是阿根廷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前夕，全球113名經濟學家簽署一封公開信，共同批評他的經濟主張。在他們看來，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將加劇阿根廷本已嚴重的貧困和不平等，實行美元化和財政緊縮屬于無視現代經濟的復雜性和歷史教訓，米萊的主張可能導致整個國家陷入經濟災難和社會混亂。在簽名者之中，既有托馬斯·皮凱蒂這樣的著名歐美學者，也有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阿莉西亞·希隆等來自拉美的著名經濟學家。

在媒體評論看來，“米萊要做的事情在梅內姆執政時期都做過，都失敗了”。經濟的極端自由化，主要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關閉中央銀行，經濟的美元化，米萊的這些政策主張對于阿根廷或拉美并非新鮮事，其作用和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

米萊曾經的好友、經濟學家迭戈·賈科米尼強烈質疑米萊捍衛、效仿梅內姆的做法。在他看來，這種效仿之所以不可行，因為兩人所在的時代非常不同。梅內姆在1989年就任總統之際，美國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華盛頓共識的影響力無人可比，自由市場成為阿根廷的唯一選擇。現在，世界形勢已經改變，中美成為世界兩極，而且兩國都強調政府的作用。

米萊的重大調整方案都需要得到國會的批準，因而將在國會面對反對黨的牽制。新國會是一個政黨構成十分碎片化的國會，沒有任何黨團在兩院掌握過半數席位。“自由前進”在參眾兩院僅為第三大黨團，而目前尚在執政的“團結為祖國”在參眾兩院均為第一大黨。米萊現在已經與前總統馬克里為首的中右翼政黨聯盟“我們變革”結成盟友；由于席位數量還是不足，他在重大表決時將不得不求助于“激進公民聯盟”或更小的政黨。在地方層面，“自由前進”既沒有控制任何省長職位，也基本沒有掌握市長職位。

阿根廷所需的任何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都會帶來巨大的短期陣痛。如果米萊在執政之后取消匯率管制，幣值被高估的比索勢必出現大幅貶值，進而加劇通脹壓力，下層民眾將淪為直接受害者。

米萊迫切希望削減公共支出，但如何處理能源補貼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相關數據顯示，阿根廷政府2022年能源補貼高達124億美元。國家的巨額補貼使消費者享受低價燃料，但政府的財力越來越難以承受；如果取消燃料補貼，下層民眾的生活將受到損害。可以想象，米萊的改革一旦啟動，大規模的社會騷亂很可能接踵而至；如果抗議聲浪不能得到遏止，政治基礎薄弱的米萊政府甚至有無法維持之憂。

米萊外交：從中美中立轉向親美，走得通嗎?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曾說過：“世界上有4種國家：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日本和阿根廷。”這個說法的含義是阿根廷走出一條非常不同于其他國家的道路，一度通過出口農牧產品聚斂財富，卻沒有能夠實現發展質量的突破，反而陷入衰落與破敗。

在20世紀初的很長時間里，阿根廷曾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在“大蕭條”到來之前的許多年間，兩國都是西半球最有活力的經濟體，都向歐洲出口大量的農牧產品，都能夠吸引眾多的歐洲移民落戶本國。按照安格斯·麥迪遜的統計分析，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13年達到3797（國際）美元。這一收入水平不及美國和英國，但超過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在拉美則是遙遙領先。

阿根廷依靠自身經濟實力而堅持與美國外交拉開距離。不同于巴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期保持中立。1945年之后，胡安·庇隆治下的阿根廷堅持獨立于美蘇的“第三立場”，該國最終加入不結盟運動。

20世紀80年代，馬島戰爭落敗、內外交困之中的阿根廷開始改變對抗美國的做法。梅內姆政府使該國外交政策發生巨大轉變，完全放棄傳統的民族主義立場和不結盟戰略，采取非常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尋求與美國“自動結盟”。在梅內姆政府長期擔任外交部長的吉多·迪特利亞甚至用“肉體關系”定義阿根廷與美國的關系。

卡洛斯·埃斯庫德是梅內姆的外交顧問，他竭力鼓吹“外圍現實主義”，為這種外交大轉變吶喊助威。他撰文分析阿根廷在馬島戰爭失敗之后的困境，反對阿根廷采取一種對抗性的外交-安全政策，因為這個國家“并不真的需要丟失已久的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核技術或不利于穩定的彈道導彈系統”。

阿根廷在2001年年底陷入危機之后，美國拒不伸出援手，兩國關系漸行漸遠。在基什內爾及其妻子克里斯蒂娜執政時期（2003-2015），阿美關系極為冷淡。馬克里政府（2015-2019）和費爾南德斯政府（2019-2023）基本遵循“等距外交”，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米萊的執政意味著阿根廷外交再次經歷大調整。相較于前幾屆政府，米萊毫不猶豫地轉向親美道路。他在大選期間的表態可以歸納為：疏遠本國的前兩大貿易伙伴巴西和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倒向美國。

米萊（右四）訪問美國，拜登避而不見

米萊在今年8月初選勝出不久之后即告訪美；11月底，他在剛剛贏得第二輪投票之后再度訪美。他之所以如此親美，首先是因為他需要為未來的經濟調整爭取美國的支持。他與美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進行會談，專門討論未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問題，得到美方的同意。其次，親美立場源于他的保守意識形態，也就是對美國霸權、西方文明、民主體制的極度崇拜。換言之，他更加看好美國的發展前景。

米萊公開倒向美國，美阿關系上升空間卻并不令人看好。在他訪美期間，拜登總統避之不見。米萊政府和拜登政府有許多相悖的理念。后者支持改善公共醫療、嚴格管控槍支和應對氣候變化，而米萊對這些主張嗤之以鼻。這種狀況無疑將減少米萊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合作空間。不管誰在2024年當選美國總統，阿根廷都不能指望美國像中國這樣提供大額度貸款或幫助修建大型基礎設施。此外，美國不可能在馬島問題上支持阿根廷的立場。

考慮時代背景，梅內姆奉行親美外交尚可理解，而時隔二十多年后的米萊，采取同等操作就難言樂觀。在阿根廷陷入經濟困境之際，米萊沒有認真對待本國與前兩大貿易伙伴——巴西和中國——的關系。

外交部長迪亞娜·蒙迪諾很明確地表示，阿根廷不會在2024年1月1日加入“金磚國家”機制；至于最終是否加入，新政府將另行“分析加入前景”。在對華關系方面，新政府始終聲稱要對中阿之間的“不透明交易”進行審查。在對巴關系方面，米萊堅持邀請博索納羅參加他的就職典禮，而盧拉總統派外長代表自己參加這一活動。在阿根廷與兩大貿易伙伴的關系同時趨冷之際，米萊這場激進改革的前景令人愈加感到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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