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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銳】

自秦漢以降，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規模巨大的政治體，《春秋公羊傳》中所言的“大一統”理想，基本成為后代王朝不斷努力實現的目標，即便處于分裂割據狀態，各個統治階層基本上也以追求重新統一、強調正統地位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在《國史大綱》中，錢穆更是強調這種政治上的大一統性格乃中國歷史區別于西方歷史的主要特征：

秦、漢大一統政府之創見，已為國史辟一奇跡。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精神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于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中上層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圍，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圍之征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于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1)

在這里，錢穆為了論述中國古代政治的特性，有意將羅馬帝國作為比較對象，這就顯示了在現代中國這一古今東西碰撞激烈的時代，如何論證中國自身的特點，如何敘述中國的歷史流變，已經不能單從中國內部進行分析，必須注意到西學（或曰“西方經驗”）對于中國知識體系的巨大沖擊。甚至可以這樣說，除了錢穆等少數堅持中國歷史具有自身特性，同時強調這種特性的正面意義值得闡揚的人，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文化人在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問題時，往往不是從中國自身狀況出發，而是把某些域外理論作為基本準則來衡量中國的各個方面，以他人之是非為是非，裁量中國歷史，視此為“融入世界”、接受所謂“普世價值”的必備條件。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中的某種“失語”狀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錢穆所稱贊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是否還具有優越性，在現代中國就成為了一個答案并不那么明確的事情。在近代西方啟蒙運動的論述里，中國往往是一個負面的形象，用來論證所謂“專制政體”如何不堪。而在對近現代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大的孟德斯鳩看來，專制政體的出現還與統治疆域的廣袤關系緊密：

一個廣大帝國的統治者必須握有專制的權力。君主的決定必須迅速，這樣才能彌補這些決定所要送達的地區的遙遠距離；必須使遙遠的總督或官吏有所恐懼，以防止他們的怠忽；法律必須出自單獨的個人，又必須按照所發生的偶然事件，不斷地變更。國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2)

因此，既然是廣土眾民，那么“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年代，疆域沒有這么遼闊，政府的專制精神也許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好相反”。(3) 在這樣的論述下，中國秦漢以來的大一統格局就成了中國長期處于專制政治的“幫兇”，成為施行“恐怖”統治的根源，廣土眾民變成了一種負面形象。

錢穆

此外，在同樣對近現代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大的盧梭眼里，政權疆域過大，“人民對他們根本見不著面的首領，對他們看起來如同異域的祖國，對大部分是他們不相認識的同胞，也更加缺乏感情。要使那么多風俗習慣和自然條件迥然不同的省份都遵守同一種法律，接受同一種治理方式，那是不可能的”。此外，“在這樣一種由一個至高無上的行政權威聚集在一起而彼此又互不認識的人群里，人們的才智必然會被埋沒，他們的美德無人知曉，他們的惡行也不會受到懲罰”。更有甚者，由于公務繁忙，“政府沒有余力來關心人民的幸福，甚至在緊要關頭幾乎連用來保衛它自己的力量也沒有了”，最終“一個軀體過大的共同體就會在它自身的重壓下遭到削弱和毀滅”。(4) 可見，在盧梭的政治視野里，疆域廣袤的政治體的存續問題是極為嚴峻且不樂觀的，如何治理大國，可以說超出了他對于何謂良好政治的理解范圍。

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政治學說，在晚清經由日本知識界的譯介，對近代中國文化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他們對于大國治理的否定性態度，也很快成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用來批判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論依據。在風行一時的《新民說》中，梁啟超直接強調中國的大一統格局實為中國“進化”受阻之禍首：

競爭為進化之母，此義殆既成鐵案矣。泰西當希臘列國之時，政學皆稱極盛。洎羅馬分裂，散為諸國，復成近世之治，以迄于今，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林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其所競者，非徒在國家也，而兼在個人，非徒在強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趨，人自為戰，而進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此實進步之原動力所生也。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久，而群治之進，實以彼時為極點。自秦以后，一統局成，而為退化之狀者，千余年于今矣，豈有他哉， 競爭力銷乏使然也。(5)

梁啟超的這種論述，不但在晚清甚為流行，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依然是活躍于思想界的領袖們借以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的主要方式。面對民初政局的混亂、民生的凋敝，陳獨秀在1915年痛陳：“舉凡吾之歷史，吾之政治，吾之社會，吾之家庭，無一非暗云所籠罩；欲一一除舊布新，而不為并世強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萬險，排萬難，莫由幸致。”(6) 這種對民族國家危機的擔憂，自然無可厚非，但他卻認為，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除了“學說之為害”與“專制君主之流毒”，還在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統一：

列邦并立，各自爭存，智勇豪強，猶爭受推重。政權統一，則天下同風，民賊獨夫，益無忌憚；庸懦無論矣，即所謂智勇豪強，非自毀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撻，奉令惟謹，別無生路。“臣罪當誅，天王圣明。”至此則萬物賴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為不祥之物矣。(7)

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原來也是阻礙中國步入“近世文明”的絆腳石？在這里，陳獨秀心中想象的，大概是歐洲中世紀以降封建割據、列國林立的歷史畫面。但從清末開始，有識之士之所以苦苦探尋救亡圖存之道，不正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嚴重危害到了中國的疆域版圖，也就是政治統一，讓中國有慘遭瓜分之險？而許多對國家問題的分析與論辯，都基于如何維系歷史中形成的統一之局。若沒有這種強烈的救亡意識，時人哪里會孜孜不倦地探尋西洋諸國的富強之道？總之，這種源自西方近代啟蒙運動論述的否定中國大一統政治格局的觀點，在今天應該予以反思，避免其成為人們認識中國古代政治流變的習以為常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