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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若愚】

為應對肆無忌憚的“起底”行為，香港特區政府計劃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文簡稱《私隱條例》），將“起底”定為刑事罪行。

這一旨在打擊惡意侵犯個人隱私的舉動，引來一眾美國互聯網巨頭的關注。據媒體報道，由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等公司組成的亞洲互聯網聯盟（Asia Internet Coalition）日前“私下警告”香港政府，若后者繼續推動修例，它們可能停止在港提供服務。

但是，很快，這消息迎來反轉：最新報道是，相關企業并無撤出香港的計劃，聯盟指責《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做了錯誤報道。

真假情況暫未明晰，不過內地網友對它們退出香港的設想格外歡迎，認為這不但能為香港更快完成由亂到治轉變提供良好輿論環境，也將為內地互聯網企業進軍香港創造更大機會。

CNN對《私隱條例》修例進行報道（視頻截圖）

污名化香港國安法的最新動作

亞洲互聯網聯盟在向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信件中指責，港府對“起底”行為做出了“完全不成比例和不必要的回應”。

然而環顧全球，出臺網絡安全方面的法律對“起底”活動進行嚴格約束和打擊，并非香港獨有的設想安排和“過激行為”，而是許多國家、地區通用的做法。包括臉書、推特、谷歌在內的眾多互聯網公司，其網絡行為受到業務所在國家的法律限制，一些公司甚至多次遭受巨額懲罰。

比如美國，今年2月有3名參議員提出《安全科技法案》，旨在讓高科技企業對平臺上的“起底”等行為承擔更多責任。據統計，全美共有48個州將“網絡欺凌及騷擾”納入州法覆蓋范圍，44個州將針對青少年的這類網絡行為視作刑事犯罪。

英國5月公布的《網絡安全法》草案，規定高科技企業有責任處理平臺非法內容，保護兒童遠離網絡有害內容及行為。法案允許英國通訊管理局施以全球一年營業額10%的罰款，并將臉書、推特、TikTok等大型平臺列入最優先級的監管對象。

此外，澳大利亞6月通過《網絡安全法》，明確要求社交網絡平臺管理方于24小時內刪除有害內容，否則最高可被罰款55萬澳元。新西蘭、新加坡等國也有類似打擊“起底”的法案。

對于香港來說，組織修訂《私隱條例》也是形勢所迫，主要是修補現有法律的空白，強化對“起底”行為的刑事打擊力度。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是專門負責私隱保護的機構，他們透露現行《私隱條例》主要存在兩大弊端。

其一是較難對“起底”行為進行打擊。根據條例第64條規定，執法的前提是公署要找到“起底”當事人及數據的原本所有者，以此確認相關行為是否“未經數據原用戶同意”。但現實中“起底”帖文往往經過多次轉發、再加工，認定和抓獲相關人員難度都很大，因此執法經常落空。

其二是對平臺難以實施監管。對于網絡平臺上發布的各類“起底”信息，特區政府只能提出刪除的建議，不能強制要求平臺刪除，執法缺乏硬性依據。

正是為彌補相關法律漏洞，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議，修改《私隱條例》，新加入一條“未經數據當事人同意而披露個人資料罪”，將保護對象擴展到數據當事人的家人，并將刑罰提升至最高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令執法機關無須確定“數據用戶”亦能作出檢控。同時，向公署授予一定的權力，可強制要求網絡平臺進行整改。

西方國家出臺法案限制“起底”，不見這些高科技企業、行業協會出來大聲抗議，而港府的修例行為卻遭到它們的指責。它們給出的主要理由是，修例可能會“限制言論自由”，將“在網絡上分享信息的無辜行為”定為犯罪。實際上，它們恐怕更擔心一旦《私隱條例》實施，它們在香港的職員可能因用戶的不當帖文，面臨刑事調查或起訴風險。

在筆者看來，這一套說辭并不新鮮，也并非孤立的，而是美西方對香港國安法污名化乃至罪名化的一個最新動作。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特別是黎智英被捕、《蘋果日報》資金遭凍結后停刊等事件發生后，西方政府和社會輿論就頻頻用“言論自由”“人人都可能被捕”的幌子，對中央和香港政府進行攻擊抹黑，對香港社會輸出恐慌、煽動對抗。

2020年8月，黎智英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香港警方逮捕（資料圖/AP）

此次事件也暴露出一個傾向，那就是“數據即實力”。在信息時代，網絡社交平臺的影響力越來越廣泛，以至于西方可以將它們當作地緣政治博弈工具，通過“脫鉤”之術對相關國家和地區進行施壓，迫使當地政府讓步。此前，針對臉書硬性要求將數據傳回美國的問題，歐盟就曾與之展開激烈斗爭；臉書收購WhatsApp后，也曾要求后者用戶必須與臉書分享數據才能正常使用，激起了多個國家的嚴厲批判。

可以預見，下一步隨著傳媒、司法、教育等領域的正本清源、割除毒瘤行動的深入，完善制度、加強執法，與裹挾輿論、煽動對立的較量，將會繼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