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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澤瑋、鐘飛騰】

“印尼此舉，并非針對中國等特定國家。”

7月5日，針對6月底印尼貿易部長哈桑宣布對進口紡織品征收200%的保障性關稅消息，印尼對華合作牽頭人、海洋事務與投資統籌部長給出了最新解釋。盧胡特強調，中國仍然是印尼在貿易和投資方面重要的全面戰略伙伴，并稱：“在優先考慮國家利益的同時，我們仍致力于與友好國家建立伙伴關系。”

中國民眾對印尼的觀感向來比較矛盾：一方面中印尼雙方近年來的合作成果斐然，“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雙方共建的基建項目成果有目共睹，特別是雅萬高鐵已成為兩國合作的標志性項目，同時印尼的巴厘島、美娜多在許多中國人眼中也是旅游勝地；但另一方面，過去印尼曾有過的對待華人華僑的歷史記憶，經網上輿論的某些添油加醋后，也成為不少人對印尼的成見來源。

印尼試圖加征關稅是對中國的某種“背刺”嗎？如果細究它出臺背后印尼國內政治經濟的背景，不難理解這一舉動的出臺并非空穴來風，但從大局著眼，此舉也不會影響中印尼關系健康發展的大方向。中方經濟部門針對印尼方面加稅產生的影響，同樣有可行的解決之策。

印尼加稅源于保護本國中小企業利益

此次加稅并非佐科總統（注：今年10月，新當選總統普拉博沃將接棒佐科就任印尼新一屆總統。）“拍腦袋”的突然之舉，而是早已有跡可循。為何會在此時加稅？我們可以從印尼國內政治的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出發來理解其原因。此次加稅決定公布后，印尼主流媒體《羅盤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認為，此舉是“保護主義行為”。

普拉博沃（左）與佐科（右）南洋商報

該文所言非虛，縱觀印尼獨立以來的歷史，該國在經濟問題上一直有較強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傳統。與此同時，印尼十分依賴于資源和能源的出口，但在制造業發展和出口方面不如東南亞的其他中小型經濟體，因而對貿易有著不太一樣的認識。

印尼獨立之初，為了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首任總統蘇加諾直接將所有西方企業收為國有。第二任總統蘇哈托通過軍事政變取代蘇加諾奪取權力后，為了改弦更張選擇靠近西方陣營，大量引進日本外資。日資對印尼本土的工商業造成了嚴重沖擊，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這種情緒最終在“馬拉里事件”（Peristiwa Malari）中集中爆發。

“馬拉里”是印尼語“一月十五日災難”（Malapetaka Limabelas Januari）的縮寫。1974年1月1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印尼并會見印尼總統蘇哈托，雅加達爆發大規模暴力抗議游行。游行隊伍以學生和小商人為主體，嚴厲譴責日本的投資是“新帝國主義行為”，要求控制日資、解散參與引進日資決策的總統特別顧問小組（ASPRI）。

田中角榮1974年訪問印尼DATATEMPO

此后印尼政府雖幾經變遷，類似的限制性法律條款卻一直存在，民眾對外國商品和投資的戒心久未消散。以銀行業為例，直到2015年，除非外資同時收購兩家銀行并將之合并，否則印尼仍不允許外國投資者占有印尼銀行40%以上的股權。近年來，佐科政府在醫療業和自然資源業試圖放開外國投資占股限制的舉措，也引發大量不滿和質疑。

這種情緒也對本次印尼政府的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總結此次事件中印尼高官的表態，“安全”“國家利益”是關鍵詞。

宣布加稅的貿易部長哈桑在其聲明中強調增加關稅是一種“安全”措施，旨在保護印尼的商品免受外國便宜商品的影響，保護國內的產業。他的上級、海洋事務與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也指出，在國際層面貿易戰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印尼需要以增加關稅的形式來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防止國內產業受到沖擊。

從這些發言中可以看出，即使佐科政府深知外國貿易和商品對于國家發展的意義，推出了不少便利貿易和投資的措施，但印尼政府依然難以擺脫國內的保護主義傳統，在外來商品面前選擇采取保護政策，有一定的必然性。

從現實層面來看，印尼政府此舉確實有保護國內弱勢產業的合理性。最近一些年，印尼國內相關產業飽受沖擊。據印尼主流媒體《時代周報》報道，印尼國內多達36家紡織企業在國外便宜紡織產品的沖擊下已經倒閉，還有31家陶瓷廠和多家電子廠裁員、倒閉，造成多達15萬工人失業。印尼紡織企業大多是小作坊生產，產品價格很難與中國等國大工廠生產的產品相競爭。

不僅是印尼，整個東盟都面臨著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日益加重的問題。根據東盟統計局的數據，2003年東盟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僅為62億美元，2022年這一數字已經是1400億美元，增長超過20倍。中國產品大量涌入東盟國家市場，對東盟各國的企業都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其中當然包括印尼本土企業。企業需要印尼政府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紡織業免受沖擊，穩固業者信心，印尼政府采取這樣的措施，在邏輯上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