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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魏程琳】

最近，給城市增添人間煙火的“地攤經濟”火起來了，越來越多的城市積極規劃攤點攤位，以此增加人口就業收入機會。還有地方城管主動喊攤販出來擺攤。既往城管攤販之間的貓鼠關系如今變成了伙伴關系，“地攤經濟”也一時間成為活躍市場經濟、協調政府市民關系、為大城市增光添彩的“靈丹妙藥”。

然而，既然“地攤經濟”有如此妙用，為何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明確表示地攤經濟不適合它們呢？事實上，地攤經濟無論是對于民生就業、生活，還是城市街頭公共空間治理都有著重要影響，北京、深圳等城市的理性反應，無疑給過熱的“地攤經濟”降了降溫。

地攤不是想擺就能擺

地攤經濟作為一種草根經濟，具有低成本、低門檻的特征，通常是城市貧弱人口（以老年和殘疾人為主）、進城農民群體在街角、路邊和人口密集的醫院、商超周邊經營的小生意，其服務對象相對固定且有限。

顯然，這種占道經營經常受到城管、食藥監部門的管理和勸阻，但在長期的管理互動過程中，攤販在城市治理規范、經營范圍、經營時間和空間上都有了自覺意識，他們既不會影響商超經營，也會盡量降低對市民生活的干擾，還會注意與城市管理部門、環衛部門配合，做好周邊衛生、上級檢查等工作。

然而，突然而來的地攤經濟政策，擾亂了街頭社會經過長期互動形成的分利秩序。事實上，無論國家管控得多么嚴密，城市空間總有管理空白、疏漏地帶。若此地帶有利可圖，就會有尋利者蜂擁而至，經過一段時間博弈，這一有利可圖的空間基本被分配完畢，每個經營者都有相對合適的空間和相對穩定的收入。而不諳世事的外來擺攤者很容易被排擠出去，他們非但不能獲利，反而可能賠本。

武漢某城管隊員告訴筆者，2015年他曾經和幾位同事穿便裝到武漢江灘擺攤暗訪，結果不斷遭到原有攤販排擠，他們說：我們在這都幾年了，你要挪個地方。最后他們只得到人流稀少的地帶擺攤，幾天下來，不但沒有掙錢，反而搭進去了人力成本，他們進的貨也只能送給親戚朋友。

這些長期“混跡”街頭的違規擺攤者，不但要與城管等政府人員斡旋，還要與新來者競爭，甚至要給一些地方灰色勢力交“管理費”，才能保住自己不太穩定的街頭經營地位。而在那些官方指定的擺攤地帶，攤位早已擺滿，例如江漢路步行街旁的巷道。

江漢路上的地攤主一邊擺地攤一邊直播，圖片來源：楚天都市報

2000年前后，政府為了解決城市貧困家庭就業問題，在繁華街市旁邊劃出一段公共空間，作為公益性攤位分給貧困家庭經營，但他們或者經營不善或者不愿經營轉而出租給他人，攤位經過多次轉手后攤位費已經從每年三五千元漲到每年幾萬元，2013年前后，還有一群人專門“炒攤位”，一個2平方米左右的攤位竟然被炒到5、6萬元/年。

地攤經濟“火了”之后，攤位轉賣的現象將更加常見，然而，這實質是將屬于市民的公共空間轉變為私有之物的行為，一旦出現且被官方認可或默許，將為今后的城市治理埋下隱患——官方很可能因此失去在公共空間治理的合法性。

在城鄉結合部地帶、城中村地帶，由于管理部門交叉、物理空間復雜，通常成為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帶。這些公共空間的地攤經濟一直很“火”，周邊居民所需的各種生活物資用品幾乎都可以從地攤上獲得。這一地帶的秩序通常由官方認可的社會自治機構或人員完成，例如城中村自行組織的市場管理服務隊，或者某位有影響力的人物。

顯然，無論是城鄉結合部、城中村，還是繁華的商超周邊，抑或是公園、游樂場、醫院、高校等公共場所的門口，都不乏攤販的身影，他們對周邊環境和利益空間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今天的市場經濟或城市經濟服務顯然處于一個飽和狀態，只不過由于疫情而暫時隱退，或者在城市管理部門的努力下而略顯稀疏，但這后一種的秩序平衡顯然符合市民、攤民的利益。

綜上，地攤經濟是一個城市治理、社會利益分配和機會競爭的綜合性問題，看起來“簡單易行”的地攤顯然不是想擺就能擺。

地攤經濟的就業功能真有那么大？

各地以保民生、促就業的口號積極推動地攤經濟，據報道，成都市政府通過地攤經濟新增10萬就業崗位。然而，地攤經濟政策的就業功能真有那么大嗎？

經過仔細觀察，政府統計的就業人數中，相當一部分人長期從事地攤經營活動，這不過是將之前非法擺賣的攤販合法化了；還有一部分經營者因店前經營地帶拓展而略微增加工作人員（通常是鐘點工），也有部分新加入攤販行列的人員，這些人既沒有工作經驗，也沒有自己的經營范圍，算是真正的新增就業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