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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

曹德旺曾經在一次對話中說道：“我認為一個真正有作為的男人，在我手上賺的錢，在我死之前必須還給社會！（我）減持股票套現了10億元準備進災區救災。我做企業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國家的興旺發達。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這個國家的興旺發達靠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曹德旺是中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然而他的知名度不是因為他的資產排名或者中國首富榜上的排名有多高，而是因為他的愛國主義情懷。這種情懷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發展中，跟悶聲發大財的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相比，顯得有點高調和另類。

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

日本工業化依賴于民營企業家的愛國情懷

從人類近代工業化歷史的角度來看，曹德旺的國家情懷居然顯得另類，卻是一件有點奇怪的事情——因為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可以說所有依靠市場經濟而完成工業化崛起的國家，包括通過民治維新在亞洲率先引爆工業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民營企業家的愛國主義情懷來推進工業化與社會精神文化的提升——雖然對于這些西方國家曾經大批量存在過的國有企業來說，為國家的工業化目標服務是理所當然的要求，哪怕對于擁有大量私人投資和股份的海外特許公司來說（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王室與國家的全球利益服務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這里我們以明治維新后一直靠模仿西方的工業化模式和市場經濟而實現工業化的日本為例，看一看日本民營企業在明治維新以前的小農市場經濟中，以及在明治維新以后參與西方大國爭雄的工業化市場經濟中，有何重大區別。【1】

日本啟動明治維新的最大社會動力，來自地理大發現以后歐洲殖民主義者對亞洲貿易網絡實施的軍事重商主義滲透與壟斷，尤其是在目睹大清帝國于兩次鴉片戰爭中被歐洲列強無情擊敗、簽署不平等貿易條約的慘痛教訓之后。這使得日本一大批思想家與有識之士認識到日本民族由小農經濟社會向工業化經濟社會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否則便會亡種亡國。

·工業革命更多是國家暴力開創全球統一大市場的結果

事實上，歐洲國家的工業化，正是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在文藝復興后的一系列熱兵器戰爭中，尤其是在地理大發現和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之后，所形成的國家競爭與全球殖民爭霸過程倒逼的產物。因為工業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會協助成本，然而卻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商品生產的效率上超越小農經濟，從而更有經濟實力應對來自鄰國的商業競爭和挑戰；而且在軍事技術和槍炮的生產效率上超越小農經濟時代，從而更有戰爭實力應對來自鄰國的軍備競賽和挑戰。

凡是不愿意或者無法開啟工業化的國家，只能像非洲和美洲那樣淪為歐洲人的殖民地和資源掠奪對象。而沒有民族國家的出現和強有力的軍事化重商主義政府通過國家暴力來創建統一的國內、國外市場，提供基礎設施和開拓全球商業網絡，工業化便不可能發生。

因此，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蘭德斯在《國富國窮》一書中將英國引爆工業革命的成功因素之一，歸功于英國在“充滿戰爭權力和財富競爭的歐洲世界”中最早成為現代化民族國家，由于“英國擁有最早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早期優勢....國家可以調和個人愿望、行動和社會目的，并增強個體在集體協作的表現，整體效應大于各部分的總和。一個國家的公民將對國家的鼓勵和倡議有更好的反饋和回應；相反，國家也將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樣去做以符合積極的社會力量，國家才可以有競爭力。”然而，蘭德斯既沒有重視偉大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教誨：“戰爭創造了資本主義”，也沒有重視他的同行蒂利的名言：“戰爭創造國家，國家制造戰爭。”

因此，自從英國都鐸王朝實現中央集權并采納統一的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和紡織業扶持政策以后，經過好幾個世紀的軍事重商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和全球市場開拓，第一次工業革命才得以在歐洲的邊陲島國英國爆發。因為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就是紡織業機械化的革命）前夜，英國的鄉村工業和紡織作坊都在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基礎設施建設主導下，被全國性的具備成熟供應鏈和運輸（運河和收費公路）系統的商業和貿易網絡連接起來了，并且其所需物流可以“安全”通向全球（因為有強大英國海軍護航）。

人類必須組織起來才能競爭，并且通過競爭而組織起來。工業革命絕不僅僅是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是由私人企業的一系列使利潤最大化的新技術發明所引發的產業革命，它還更是一場由統一國家意志和強大軍事重商主義政府，通過用國家暴力開創全球統一大市場的結果。只有統一大市場才能支撐規模化大生產，并使得這種生產技術給資本家帶來滾滾利潤。

比如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紡織技術完全來自印度，可是當印度甚至連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都不是的時候，誰會在17-18世紀去組織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紡織作坊開展全球競爭？類似的原因使得印度在19和20世紀連模仿和復制英國紡織業的工業革命都不可能，更別說率先引爆工業革命了。同樣的解釋適用于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和四分五裂的民國時代。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企業家是商貿戰爭的卓越將軍

正因為工業化是國家競爭和生存的手段，作為后發國家的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涌現出很多像華為一樣的愛國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將商場當成國家競爭中的戰場，好多都有自己創作的愛國歌曲，激勵工人為國家富強而努力工作，贏得與外國企業的競爭，并在掙錢的同時盡量關愛社會福祉。這些民企號召大家與國家共命運、共繁榮、共進退。

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1874），通過總結歐洲工業化崛起的經驗時說道：明治維新是日本在天皇的工業化意志領導下，“用生意手段進行戰斗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通過“發動對外貿易戰爭”而為本國創造全球市場是“商人的公共義務”。“當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實地稱之為生意和戰爭的世界。” 他認為在軍事沖突中是武器之戰，而在和平時期則是工業和貿易之戰。日本必須“在貿易和工業、科學和藝術以及其它一切領域于外國人抗爭。”他主張日本需要通過殖產興業來養精蓄銳，“將對外軍事戰爭推遲到將來某一天，目前我們只想發起貿易之戰。”

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其思想體系也是后來日本軍國主義盛行一時的基石

因此在福澤諭吉看來，商業就是戰爭，而且是立國之戰。他認為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必須依靠“萬眾一心”的愛國精神從事戰爭和商業，方能在歐美殖民帝國主義的叢林世界生存。可是慘敗于兩次鴉片戰爭的大清王朝卻沒有產生這樣的洞見和國家意志。

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思想家將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經濟的商校畢業生比作“偵察敵人陣地的秘密部隊”，而那些杰出的商界領袖則被比作“商貿戰爭的卓越將軍”。整個日本與海外日本人所到之處，所聞之聲都是“企業戰爭”、“外貿競爭是和平時期的戰爭”。

在福澤諭吉看來，和平時期的戰爭與真刀真槍的戰爭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該界限與其說是分割線，不如說是交匯線。如同歐洲強國戰勝歐洲弱國時所帶來的高漲的舉國士氣一樣，日本也需要用一場戰爭的勝利將自己推向經濟的騰飛。因此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始終效法歐洲列強的弱肉強食政策，一直在準備同當時亞洲最大的弱國清朝進行一場殊死戰斗，以便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并在物理上獲得它們的認可。

關于這一點，二戰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衛說道：“如果不成為西歐帝國主義的追隨者的話，怎樣才能成為亞洲民族主義的先驅呢？??為了成為亞洲民族主義的先驅，在弱肉強食的時代里，除了成為西歐帝國主義的追隨者，還有什么路可以走嗎？”“為了建設日本的近代化，我們就不得不學會近代西方邏輯——即西歐帝國主義邏輯——此外別無他法。”

而且關于這一點，美國第26屆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19世紀末擔任海軍助理部長時，也清楚地指明過：“備戰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證，??那些希望看到一國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的人如果依賴的是一支由一流戰艦組成的一流艦隊，而不是靠聰明人設計出的任何仲裁條約，那才是睿智的。”“所有最偉大的比賽都是戰斗。”那些不能或不愿為自己而戰的人，必然會被那些愿意為自己而戰的人所統治。“一旦一個種族失去了頑強拼搏的美德，那么，無論它還能保留什么，無論它在商業、金融、科學或藝術領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與最優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權利。種族的怯懦，就像個人的怯懦一樣，是不可原諒的罪。”

·日本的企業家精神與大清滅亡的必然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大清的滅亡是必然的。正如馬克思在評論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時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于現狀，……這樣一個帝國終于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斗中死去。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義的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用武力去】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樣離奇的悲劇題材。”